试图通过标准化、规模化、局域化来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养殖效益，一直是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民营资本也在这种变化中，催生了很多种商业化的养猪模式。可流转的土地，已经闻到了外资大把的金钱的气味。
政府部门，该如何在新一轮的农业公司勃兴时期扮演角色？
一个事实是，我国大的生猪公司并不愿意信息公开，甚至对政府他们也不愿意过多地透明化。他们有权握有养殖场的养殖记录、成本记录、甚至他们的兽医办公室关于生猪的医疗记录也属于机密。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生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普遍受到公众的猜疑。
现在外资来了，他们或许带来严格的公开猪产业的现代制度。我们的政府机构，或可以将问产业“我能为你帮上什么忙吗？”的问题，改为“你能给我们做什么？”
韶关模式的双赢
政府仍然在养猪业新模式的建立有所作为。
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副总经理谭德明表示，要依靠当地政府来处理土地租赁和农民问题，没有政府支持，办一个大的产业是不可能的。
例如广东韶关市的做法，似乎对产业模式更具有感召力。韶关市畜牧兽医局局长冯伟星说，按照韶关对养猪业的布局，最大的负荷是在450万头左右，而目前，他们的负荷载量还不到300万头猪。
即便如此，韶关市政府所投入的资金和所收入的回报是成反比的。在目前的制度下，生产地是投入，消费地是收入。“能繁母猪补贴、疫苗补贴，全部都是当地政府收钱，拉到其他地区屠宰消费时，每头猪当地政府可以收取40%的费用。”
大型养猪企业的生存困境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型养猪企业的董事长透露，很多地方政府并不欢迎养猪业。当地的政府最高官员曾私下对他表示，农业项目我们(政府)已经没有心去给你们发展了，你们好自为之。
国内大型养猪企业的生存环境受到挑战，地方政府不欢迎，赶走他们有很多理由：一个是土地问题；还有一个环保问题，但是环保局给的排污证是一个季度一次。
一位省级养猪行业协会会长认为，政府设置一些障碍，让大规模现代养猪遇到许多“不合法”问题。“不让你办工商执照，到期了不给你审。”他说。
那些生产规模和科技实力都更大的投资者，难以适应新的市场条件下的制度瓶颈。而大量外资进入，他们或可遇到更大的要价的障碍，这必然是他们要土地和政策最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
在美国，大豆协会、马铃薯协会、猪协会，尽管都是行业组织，但是有政府背后支持的强大背景。标准化就是安全保证的理念，正在被艾格菲、正大集团等企业实践着。这或者会为猪产业新商业模式的开发有所启发。
专题撰文：本报记者　江华 实习生　张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