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前述专家坦承，报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该报告是国内首次针对如此多种类农药进行的环境调查，所采用的方法或仍需进一步完善以确定其精确度。

“但它的价值在于将那些过去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抛出来，希望能引起政府和相关研究者的关注。”专家表示。

缺失的标准

遗憾的是，虽然上述报告在不同环境介质中检测出种类繁多的农药，且部分数值奇高，但由于缺少标准，从这些数值中依旧难以判定这些农药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以及对人体健康有哪些影响。

从事农药应用技术与研究近30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药研究室主任曹坳程表示，在土壤中检测出农药残留，并不能被判定土壤就被污染了，关键在于“量”和“度”。“要知道，我们现在技术发达，非常小的量都能被检测出来。”

财新记者在查阅国家对土壤、水体和空气质量的有关质量标准后发现，仅有很少数条款涉及农药残留。

在土壤标准、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标准中，对剧毒农药DDT和六六六的残留做出了限定。在《生活饮用水标准》的非常规指标中，包含20余种农药。而空气质量标准中，则完全没有设立有关农药的标准。

环境中的农药种类繁多，而且是长时间不间断地输入环境，即便是参考国外对不同环境介质中的规定，也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土壤、水体、空气中的农药残留情况缺少检测，导致的后果是许多农药残留以极其隐蔽的方式进入生活环境中，而人们却未察觉。

研究者已面临标准缺失的尴尬。农业部农药化学与应用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袁会珠告诉财新记者，学界很早就知道农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对土壤、水体、空气等造成的面源污染实际上仅是污染的一部分。然而，污染“程度”如何，在多大量级下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学界知之甚少。

“国内关于农药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评估研究比较少，这导致有不少农药在使用10年、甚至20年后，因暴露出问题才被禁用。”袁会珠说。

不过，要为不同环境媒介中的农药残留情况设立标准，并非易事。以空气中的农药残留情况为例，国内外虽然都有空气飘移造成的农药二手伤害的研究，但由于空气中的农药难以模拟和统计，污染情况难以溯源，这些研究往往只能停留在流行病学研究，难以通过毒理分析、动物实验等方法进行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国家标准仅对剧毒农药加以规定。根据上述研究报告，其替代产品、所谓“低度、高效”农药的高检出量依旧像一把高悬的利剑，杀伤力不容小觑。

曹坳程坦言，当前评价农药优劣的标准是高效、低毒。完全用这一标准进行评估农药未免过于片面。理想的做法是，按照农药的危害性来评价农药，而非“高效”“低毒”—究竟有多毒，实在众说纷纭。

“实际上，低毒农药在环境中也是不断累积的，并已经形成一种趋势。它也应有浓度限值。虽然累积不一定意味着有害，但却意味着有可能有害。社会上对其残留浓度高到何种程度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的问题，关注度不够。”前述专家说。

未知风险待解

王婧就此研究评价称，农田离消费者的餐桌一点也不遥远—如果一块农田连空气都藏着100来种农药，种出的食物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由于长期使用农药，环境中累积了大量的有毒物质，其影响范围可能远高于人们的想象。王婧指出，这些农药不但会危害鸟、鱼、蜂类等农田生物、导致农田生态破坏，还有部分会影响儿童神经系统及婴幼儿的生殖发育。

王婧说，研究已显示，环境中低毒、小剂量的农药暴露，对人体的健康影响体现在慢性疾病上。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证明，农药与帕金森综合症、慢性呼吸疾病、癌变等疾病存在关联，但关于农药对健康产生的具体影响仍缺乏足够权威、全面的研究。

袁会珠告诉财新记者，农业研究系统和医学系统相互脱节是缺乏相关研究的重要原因，而且，国内对农药使用的健康影响的长期观察数据十分有限。

前述农业专家认为，土壤是农药污染环境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从土壤出发，农药会通过深层土壤的渗透进入地下水，造成地下水污染。这种污染一旦造成，难以修复。而滞留在表层土壤中的农药会与空气产生互动，不断释放有毒有害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