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效益我们是分享的，一句通俗的话就是水涨船高，花田公司的效益也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个股东的收入。

与香港人合办工厂，成了渔民村增收的一个途径，村民即是股东也可以参加劳动领工资，收入越来越高。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根据个人的持股量，2万左右，就是每个股东的年分红，平时他们还享受一些老人的补助，生活补贴。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那个时候就不是万元户是万元人了。

1989年，渔民村第一个大学生吴颂球毕业，他放弃了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作为村里引进的人才回村工作。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回来以后就被安排到工厂做厂长，工作主要是协作外商办理一些与政府有关系的工作，帮助他们方便他们投资。

然而，工作不久吴颂球就陷入一场“深圳姓资姓社”的思想漩涡之中。因为当时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中国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国内物价上涨幅度过高，不少人开始担心改革开放和特区的政策。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当时担心，就怕政策变回原来的样子，怕家里的资产被没收。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听到有些人讲深圳是姓社还是姓资。

当时吴颂球已经当了一年多时间厂长，整天与香港人打交道，在企业拿工资还分红收入比较高，所以更担心。就在渔民村人，深圳人在期待一个说法以正视听的时候。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再次乘专列抵达深圳。已经88岁的邓小平一到宾馆，就从房间出来，急着要看一看深圳有什么变化。

邓小平：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第二次他南巡的时候没有来我们村，他就说坚持100年不动摇，那句话是我们印象最深的，100年不动摇我们绝对不怕了。

1992年，深圳迎来大发展的第二个春天，这一年深圳市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渔民村人一夜之间成了城市居民。1992年11月28日，渔民村改制成“深圳市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全国第一批村办股份制公司之一，实现了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的转变，人们对邓志标的称呼也变了，叫他总经理。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把渔民村的所有资产都重新评估，评估了以后，把评估出来那个数字就做股。

当时渔民村总资产800多万元，包括一些厂房、小型加工厂和村里对外出租的物业及运输工具。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51%是集体的然后49%就是按照股，不管年龄大小都是同等的，前提是你参加了工作才有。

全村拥有股东资格的有90多人，吴颂球分到310股。第二年，吴颂球就领到了股份制以后第一次分红1万多元。

深圳的发展速度很快，上世纪90年代，各地聚集深圳的外来人口超过百万，到渔民村租房的人络绎不绝，村民为了增加房租收入，两层楼的基础加盖成五六层的出租屋，住户之间不是不见天，就是一线天的握手楼、亲嘴楼、拥抱楼。村里治安、消防隐患重重，渔民村变成了脏、乱、差的城中村典型。

物业公司副总经理段成文：连续多年都发生餐厅油烟着火。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你像这个样子怎么进救护车，刚好一个人跑过去。

就在此时，深圳市要建园林式、花园式国际大都市，旧城旧村成了困扰特区发展的难题。2000年，罗湖区把渔民村旧村改造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准备把渔民村打造成深圳市核心城区的精品住宅小区。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当时开很多会，搞这个旧城改造，每次都要我参加，因为我说一句话好过他们说十句。

那么，旧村究竟该怎么改造呢？当时邓志标和渔丰公司董事长吴惠权等人与村民反复商量，最后决定自筹资金1亿多元，把旧村房子全部拆掉，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分配，重建渔民新村。

2001年8月1日，在一场大雨中，渔民村旧村改造开始，从此拉开了深圳市旧村改造的序幕。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为深圳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示范市做出渔民村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