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种业企业自身较弱；另一方面，种业优秀的人才、技术、资源等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种业突围，路在何方？

　　鸡蛋和石头，曾是对国内种业公司和国际巨头种业集团的形象比喻。

　　中国有6000家种子企业，2010年，排名前20的种子企业销售总额却不及美国孟山都公司的20%。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所长万建民告诉记者，“实际上，中国科研院所育种能力很强，整体水平虽与少数发达国家有差距，但与第二世界国家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并远远超过第三世界国家的育种水平”。

　　一方面，中国拥有强大的种业科技研发能力，另一方面拥有众多弱小的种业公司，这让中国种业的突围变得迷雾重重。两会期间，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来自政府、企业、院所多个代表委员，共话种业出路。

　　企业和院所实力悬殊

　　2011年4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的意见》发布，这个著名的“国务院8号文”明确了种业发展方向。

　　“国务院8号文关键提出了两个分离，即商业化育种和基础性育种分离，科研单位育种和种业企业育种分离。”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农业委员会主任吴沛良说，“商业化育种交由企业来做，基础性育种交由科研单位来做，同时，提出力争到‘十二五’末，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其开办的种子企业基本实现‘事企脱钩’。”

　　但据记者了解，“国务院8号文”发布后，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发展进程依旧缓慢。

　　据了解，目前政府对科研项目投入大部分资金落到科研单位，企业很少沾到边。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登海坦言，最近两年，自己企业拿到的科研项目依旧非常少。

　　“一方面，种业企业自身比较弱；另一方面，目前种业优秀的人才、技术、资源、平台、设备、材料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让院所的这些资源向企业流动、汇聚，需要一个过程。”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镇江市农科所研究员赵亚夫说。

　　1978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探索，1986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开始。

　　“改革对从事不同类型工作的研究机构，实行不同的拨款办法和管理办法，逐步减少事业费拨款而加大对项目的资助。”赵亚夫说，这实际是在鼓励科研院所卖种子，承担了商业化育种的职能。

　　中国种业市场化进程起步于2000年《种子法》颁布后，由于起步晚，大多数种业公司规模小、实力弱、市场竞争力不足。

　　“种子企业发展缓慢，原因还在于市场容量小，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种子市场徘徊在100亿到500亿之间，再加上农业投资周期长，进入市场的大企业就更少。”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书平说。

　　由于没有实力雄厚的种业企业，“如果过快地将科研院所的资源向企业汇聚，一方面削弱了科研院所的实力，另一方面企业又不能有力地扶持起来，这样就得不偿失了。”万建民担心。

　　政策如何落实是难点

　　虽然有这种担心，万建民也认为，“国务院8号文”非常及时正确，“要与发达国家的种业巨头抗衡，必须整合资源，培养领袖型企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