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公民意识的锻造

　　公民社会是一种拒绝前现代社会包袱的社会秩序，它不只是一个坚持个体要求、缔结个人利益契约的场所，它更是一个建立关于好社会和社会正义共识的伦理空间。为此，罗蒂(R.Rorty)将公民社会称作为一种“世俗人道主义的文化”，认为公民社会的重要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道德价值。

　　中国的食品安全一再表明，属于公共伦理的食品安全危机，只是症状，而不是产生整个文化综合症的病根。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性遗传”，道德不会泯灭，只不过有时要被唤醒。首先要解决的是公民社会的建构，它是公民阶层、公民制度和公民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没有这种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任何有关文化的理想主义设计，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道德乌托邦”。其中最亟待建构的应该是严重缺失的公民意识，它不仅针对个人伦理的操持，还指向公民对于社会责任的坚守。

　　三

　　“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意味着面临对社会的双重呼唤，既需制约权力的“公民社会”，也要驾驭资本的“能动社会”。马克思早已提醒：“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当人能将“个体之我”与“群体之我”甚至“人类之我”贯通起来时，他就获得了普遍性和无限性，这是最大的自由，也是最大的德性。因此，要让饱受“有毒食品”之苦的中国社会回归常态，我们更应当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不再将自身视之为权力、欲望驱使的对象，逐渐恢复自己的道德常识，借助于对人性的重新审视，做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

　　面对食品安全这类攸关人类命运的紧迫问题时，“道”不能再保持缺席状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从“如何谋求幸福”到“怎样才配享受幸福”的转变。人类要实现自我救赎，不是不加分辨的盲从，更不是对现代文明身份的放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天做了什么，在无可更改的历史宿命面前，平凡而坚韧的努力将彰显出自己活在真理当中的尊严。龙应台指出，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进行更深入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是另—个无可回避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