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食品安全”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的反思性或批判性的概念，承载着人类对新的伦理价值的期盼，也反映了对人类生存之道寻求的心灵救赎和自我拯救。我国食品安全沉疴表明，伦理崩溃、道德框架失散，以及人生意义的缺失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显着的文化特征。个体之间的伦理关怀变为缄默与冷漠对视，信仰已被谎言彻底掏空，不但酿成体制文化的价值怪象，还催生立基于利益的权力文化秩序的兴起。

　　（一）道德赤字化：信仰的式微与崩塌

　　信仰是一种深刻的“存在的维度”，食品安全问题的密集爆发，预示着中国只是一个初级版本的转型社会，如今到了道德亏空的密集还账期，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赤字正转化成一桩桩人为的骇人听闻的灾难，精神启蒙尚未真正开启。随着中国文化中儒学的权力化与道家的世俗化对人性的压抑，导致机械式的人格特质，生存精神中愈发缺少一种对抗物质人生和私己性的基因，精神重心、人生面貌皆全方位地物化。由于功利主义侵蚀，致使道德失去标准，由赢者诠释道德，最终把道德庸俗化。食品安全问题的“无法无天”，无疑使我们再次面临以绝对意识衰落为标志的“人类个性的危机”（瓦茨拉夫·哈维尔语）。

　　食品安全伦理的崩溃，恰是国民整体道德体系瓦解的象征。在一个“零度道德”的社会，个人在大众文明的熔炉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变成了非道德的人，这就是非道德化社会的化身，进而带来社会深刻的道德危机：人人似乎都是破坏者。俯首当下，更多人们选择沉默，进入了文化的“囚徒困境”。许多人罔闻人性之幽暗和权力之悖杵，沉溺在物质的浮华之中，公共空间惟剩一地鸡毛。

　　（二）技术滥觞化：对强制完成现代性的抗拒

　　现代社会中，技术变成了决定社会生活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但它本身的正当性却成了问题，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数字悖论之中。现代人越来越关注“应该如何行为”，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原本，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可如今，人变成了一个虚拟的概念无意识地卷进所有的生产过程，在技术主义支撑下的隆隆机器声中，人性已遭冷落。

　　食品安全问题表明，作为现代性的元叙事之一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不仅无法约束失范的社会秩序，反而具有了很大程度上的非反思性和盲目性，随着它无孔不入的侵占，进一步造成空前的“亏空“和危机。由于被笼罩于技术理性的巨大阴影之下，“现代性”道德已沦为一种工具性道德。展开这一“道德谋划”的始作俑者源自具有普遍理想精神的“进步主义”，但这只能是一种带有文化强权色彩的“道德乌托邦”设计。技术主义所导致的对人的“物化”以及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个体生存于其间的“生活世界”的分崩离析，陷入难以自拔的技术“阱架”。

　　（三）伦理碎片化：生活世界“意义”的丧失

　　随着人类社会行动趋向整体化淹没了作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个体，文化精神的深层断裂致使乌合之众深陷集体无意识，最终造成了行动的缺席，伦理沦为了碎片。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但始终未能确立起现代社会精神的生长点，最基本的做人之道已成为“稀缺资源”。百年来的“文化冲突”，换取的却是现代公民权利未张而传统责任伦理尽失。市场生活中“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以市场方式创造出“稀缺”文化只是扭曲了的文化，由此产生食品安全伦理道德的失范和“意义的丧失”（the loss of meaning）。

　　问题食品的大行其道，表明中国社会正处于“价值真空”，生成新的秩序也瓦解为彻底的无序。尤其是市场导向的行为模式渗透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与原有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取向发生严重冲突，激发出包括“政治波普”和“格瓦拉”在内的各种社会反叛行为，强化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汪丁丁：《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9页。]。人人都在自保中，良心的自由被囚禁起来，“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法]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