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赶紧去翻这个专家的微博，好家伙，写了3400多条！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看完心里直犯嘀咕：“咋还会有这种人？”思量左右，还是发了邮件，说自己农场遇到困难，想邀请专家过来重建。可心里终归是没底——这两年干农场就没顺过，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把一个60多岁的日本老头请过来，靠谱吗？

　　“一个必定会优先考虑价值和生存意义的人”

　　2009年，川崎受邀到青岛农业大学访问，尝试在中国农村或大学建立类似消费者合作社的组织。虽最终未能落地，但在中国一年多的生活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川崎曾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青岛农村仍普遍使用生粪，非常臭，不利于作物生长，而且容易引发病虫害……过度使用化学肥料，又有太多农药，农产品不好吃，价格低廉……”

　　在他印象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有机农业运动对几代人都造成了影响，政府出台《农药取缔法》和《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牛粪、猪粪等牲畜粪不允许直接排放，要集中处理做成有机肥。“东京中央政府投资50％、岩手县25％、盛冈市12.5％、潼沢町＋合作社12.5％，有机肥免费使用……”

　　这串数字川崎至今烂熟于心。对他而言，青岛的经历是场精神上的探险，遭遇观念冲击后又找到归宿。他坚信一个拥有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度，人、畜排泄物值得被科学处理并创造价值，保护土壤、水源和空气是农业的一部分，属于“不必讨论”的应然范畴。而接近这一伟大目标的不二法门，就是有机循环农业。

　　岩手县“消合”负责人加藤善正回忆，川崎是“一个必定会优先考虑价值和生存意义的人”，推广有机农业，让他平庸的人生有了光亮。

　　“日本老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没有尊严，无事可做，等待死亡。”每次说到这里，川崎都会把脑袋向后仰起，双手举高、两眼白翻，一副老年痴呆的样子。

　　那几年，他定下每天学会60个汉字的目标，跑遍了身边的农场、合作社研究日式堆肥，并翻译农业论文攒下20万元人民币。到了2013年，川崎拖着30公斤的行李，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抛妻弃子”，又一次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下辈子也不想见到他”

　　在川崎的“云游万里中华”计划里，他的足迹掠过了山东、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内蒙古等地的近百个村庄和农场。他不停地讲课，一瓶咖色堆肥颗粒从不离身：“环保、干净，没有味道，牲畜都能吃”“要建立家畜-粪尿-堆肥液肥-作物的体系”。除了这些说辞，他更希望能有农场实践他的技术和理念，“不要工资，关键是实践堆肥，给我饭吃就可以。”

　　在甘肃天水，川崎遇到了和他“臭”味相投的马桶商人陈向阳——一个对“粪便”也有疯狂执念的人。为推广“源分离式电马桶”，陈向阳每个月从深圳坐30个小时火车到鄂尔多斯，就为帮客户倒马桶。

　　“日式堆肥就是把牲畜、人的粪尿，植物残体，加上米糠、发酵粉、酒渣等通过高温发酵制成堆肥，避免土壤板结、营养流失。”在2013年一次活动中，川崎的理念打动了陈向阳，他明白生态厕所难以推广的原因就是成本高企，而这种堆肥方式能让粪便创造价值。

　　两人一拍即合，陈向阳聘川崎为技术顾问，成立潘集寨最甜苹果农民专业合作社，将生粪收集起来做堆肥种苹果。

　　然而短暂的合作以失败告终，双方各执一词：川崎的工作签证一直没批下来，这让他感觉受到冒犯；关键是“苹果面积只有几十亩，我的技术对此无益。”

　　陈向阳更是一肚子气：天水是军事重地，签证办不下来谁也没办法；他每月都会支付川崎生活费，但却没有任何回报。

　　最后陈向阳撂下狠话：“川崎是个好人，但我下辈子也不想再见到他。”

　　后来，川崎的云游变得惨淡无光，做过除草工、睡过大通铺，在北京一个月200元的工作都没人要他，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听他课的人不少，可真愿意合作的人，几乎没有。

　　到2013年末，川崎身上只剩6000元，就是张回国的机票。看了李卫发来的邮件，知道那边有猪场，能做堆肥，心想或许还能重建循环农业，于是接受了邀请。

　　2014年1月14日已临近春节，川崎顶着寒风奔赴小刘固。一路上，他不仅感受到了黄河大堤的一路颠簸，还有三轮车司机老曹的一身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