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还面临着理顺组织关系、完善分配制度、健全体制机制等一系列约束条件。我们在四川省彭州市小鱼洞镇看到，小鱼洞镇集体经济统筹发展的核心之处在于，创新建立了“镇—村—项目”三级集体经济组织，搭建了集体经济发展组织框架。但镇级联合社公司并不是以镇级集体资产为基础成立的经济组织，而是协助进行镇级集体经济发展统筹的市场主体。这就对以“公司”名义注册，但实际上承担“联合社”功能的镇级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性提出挑战。再比如，小鱼洞镇所建立的阶梯式分红体系只是规定了镇级联合社公司、村社集体和项目公司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而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收益如何分配、公积金和公益金按什么比例提取、村干部贡献如何体现、收益分配权能否继承等方面的问题尚缺乏详细的规定。另外，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天然的封闭性、保守性，在市场规则运用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市场定位也尚未清晰。这些问题不单单出现在小鱼洞镇，而是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亟待理顺，集体成员的收益分配权亟待落实，集体资产管理与市场运作亟待提升，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需要开拓。

　　真正问题在于，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

　　主持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迈向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有学者注意到，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率减缓，认为应引起关注。您对此怎么看？

　　孔祥智：说城镇化率减缓，应该是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看的，目前为45.4％。实际上，根据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过去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去年提高了三个百分点，应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城镇化水平提高是相当快的，城镇常住人口占比十年间增加14.21％，二十年间增加了27.67％。我的看法是，按照居住地来计算城镇化率是更具有科学性的，这是一种国际通用的算法。虽然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但是就速度来说是不慢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在城市工作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怎么样真正融入城市，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被城镇社保体系所覆盖，这是一个大问题。

　　主持人：您认为，下一步城乡融合的突破口或者说着力点在哪里？

　　孔祥智：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很明确提到，我们要在县域内实现城乡融合。2019年中央发布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的意见，包括基础设施、就业、养老、社会保障等都要实现持续性的城乡融合。我认为，今后会形成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从县域层面来说，农村人口转移成本，不论是私人成本如购房，还是公共成本，都显著降低，并且对于县域内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而言，现实中更容易标准统一、制度并轨。

　　积极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县域内这个突破口和切入点找到了，不管这个县是发达还是落后，县域内的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就能实现融合，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就能实现融合，之后再从国家层面上推进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城乡整体融合，是一个长期过程。

　　当然，鼓励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不是限制农民流动范围，而是拓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空间，注重城市群建设和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发挥县域经济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配套产业。

　　农民增收问题必须置于城乡融合框架中解决

　　主持人：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一个核心目标。但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一个现实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您怎么看待这一现实问题？对此有何发展建议？

　　孔祥智：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为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央不断强调推动共同富裕，旨在实现均衡而充分的高质量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之一，将收入差距缩小在一定水平上，实现发展与共享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和谐，是促进共同富裕的要义所在。农民增收问题必须置于城乡融合的框架中解决。

　　在城乡、区域与群体三大收入差距中，就我国现状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为严重、改善其现状的诉求最为迫切、改善的收益最为深远。尽管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张的趋势得以扭转，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依然较大。按照城乡居民收入各自内部分组来看，城乡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更大。研究显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本身就与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关，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最大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最为复杂，既包含了影响群体收入差距的个体因素，也包含了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等因素，还夹杂着长期以来扭曲的城乡要素配置格局等历史性因素；既有工农业本质上在分工体系中地位不同的共性，也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的特性，而解决之道就是坚定不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