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粮食和大宗农产品是入世时我们最担心的产品。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入世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不动摇，坚持把粮食生产作为农业的首要任务，千方百计促进粮食稳产增产。2004-2010年，粮食生产实现连续7年增产；今年预计总产达到创纪录的11424亿斤，比上年增加495亿斤，首次迈上11000亿斤新台阶，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八年增产。今年粮食生产形势之好，历史少有：面积、单产、总产全都增加；夏粮、早稻、秋粮季季增产；稻谷、小麦、玉米全部增产，三大主粮总产第一次达到1万亿斤。2007-2011年，粮食总产连续5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连续3年稳定在10500亿斤以上。这几年是在原来高基数上的持续增长，不是恢复性增长，表明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到了10500亿斤的新台阶。人均占有粮食达到850斤，这也是历史最高水平，我国粮食安全更加有保障。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撑，使得我国在应对粮食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能够更加主动。在今年我国通胀预期压力较大的形势下，粮食丰收尤为重要，粮食丰收成定局后，物价就开始回落，为抑通胀、控物价、保民生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肉、蛋、奶、水产品、蔬菜、水果等产品产量也比入世前大幅增长，2010年产量分别为7926万吨、2763万吨、3748万吨、5373万吨、6.4亿吨、2.14亿吨，均居世界前列。 

    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突破性增长，农民收入快速增加。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就业机会。改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发展异军突起，带来第一波“民工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小平南巡，沿海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加工贸易、“三来一补”非常红火，促成第二波“民工潮”。入世则促进了我国纺织、服装、箱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促成了第三波“民工潮”。入世以来，进城务工农民数量持续稳定提高，2010年末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其中1.53亿外出打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有两个效应：一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人地关系，促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2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3%。二是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农民收入主要包括四块：家庭种养业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目前，家庭种养业收入的比重已经降到50%以下，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则超过了40%。2001~201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迈上3000元、4000元、5000元3个台阶，年均名义增长10.7%以上。其中，工资性收入由2001年的771.9元增长到2010年的2431.05元，年均增长13.6%，超过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32.6%提高到41.1%。预计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跨过6000元的新台阶，比上年增加1000元左右，实际增长10%以上，增幅再次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现连续第八年较快增长。

    四是农业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入世就好比是参加国际比赛，要遵循国际规则，所以说开放促进了改革。入世使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的问题以及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更加突出。这促使我们下定决心，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加强农业支持、加快农业改革。过去十年，中国农业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的力度之大、影响之深，史无前例。我们初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了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为应对入世对大豆产业的冲击，我们从2002年开始首先对大豆实行良种补贴，当时资金只有1个亿。之后，逐步把良种补贴范围扩大到小麦、玉米、水稻、棉花、油菜、花生等作物以及生猪、奶牛等畜禽良种，形成了良种补贴体系，2011年良种补贴预算资金达到220亿元。2004年改革粮食补贴政策，由补贴流通环节改为种粮直补，同年实行了农机购置补贴，2006年开始实行农资综合补贴。农业“四补贴”从无到有，补贴范围和规模逐年加大，补贴方式不断完善，2011年规模达到1406亿元。2000年中央作出了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决策，率先在安徽全省和其他省份的部分县市开始试点，然后在全国全面推开。2006年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屠宰税，结束了延续2600多年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00多亿元。减税和补贴两项合计，农民得实惠2700多亿元。此外，为了有效抵御开放后的市场风险，先后出台了稻谷、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制度，玉米、大豆、油菜籽等重要农产品的临时收储政策，以及其他专项补贴政策。下一步还将出台重点针对农业科技方面的支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