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蒋文龙朱海洋

    过去，为实现乡村稳定，许多地方更多强调属地管理，全能政府的色彩较为浓重。新时代里，中央提出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全面转型。相比城市，乡村基础薄弱、环境复杂，对此，不少地区存有疑虑：乡村治理就像个大箩筐，啥都能往里装，看似载体到处有，可真正有效的抓手在哪里？

    一直以来，浙江农民收入领跑全国，农村经济风生水起，如何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记者采访发现，浙江通过借贤，让新乡贤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再通过借势，让“枫桥经验”“后陈经验”“两山论断”等历久弥新，发挥更大价值，最后通过借网，运用信息技术完善基层治理的数字革新，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在前期实践中，“三借”已开始凸显成效。

    借贤：新乡贤渐成主角

    G20杭州峰会指定用茶“缙云黄茶”，来自三溪；村里所产的矿泉水，入驻美国芝加哥航空头等舱；几年间，“丽水市最美乡村”“浙江十大美丽乡村”“全国民主法治村”等一连串荣誉接踵而至……一无耕地、二无特色产业、三无财政拨款的三溪村，“逆袭”成了缙云县的明星村。

    要问有啥奥秘？三溪村党委书记吴明军答：全靠党建，不等不靠，仰仗乡贤。三溪四面环山，过去为求生存，许多村民外出打工，吴明军也是其中之一。从事建材生意的他，年入百万，正当事业风生水起，却回乡当起了村书记。

    吴明军深知“走出去”的乡贤个个都是能人，于是抓牢这支队伍不放，专门成立了乡村文明促进会，不仅筹资，还筹智、筹服务、筹治理，将乡贤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带领下，许多乡贤投身家乡建设：7位一同长大的姐妹相约在村里义务种植玉兰花，有了“玉兰七姐妹”之称；在上海经营服装生意的吴耀东，被聘为乡贤调解员后，经常自掏路费回村调解。

    在丽水，只要品行好、有声望、有影响、有能力，又热衷公益事业、热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管是本地人士，还是新丽水人，一概被视作“新乡贤”。2018年5月，市委专门出台工作意见，要求各地组建各种载体，让更多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引领乡风文明等。

    嘉兴下辖的桐乡市，早在2013年，就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手段，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当时，高桥街道的越丰村一马当先，相继成立道德评判团、法律服务团、百事服务团三个平台，并发展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两个载体，探索“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良好社会治理格局。

    在这些平台和载体中，既有常住村民，也有党员代表、村民代表、道德模范代表等，还有老干部、复退军人、企业家、教育科研人员等，大家发挥自身优势，各尽其能。

    桐乡的做法很快被推广至全省各地。如今，“乡贤文化”在浙江蔚然成风，新乡贤这支不领薪水的编外队伍，往往源于群众，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群众威望，对政策法规和群众呼声两头吃透，处理事情既合情又合法，使大量发展中的棘手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成了乡村治理的新主角。

    借势：“老经验”历久弥新

    “这么多年来，就没有发生过一起上访事件，矛盾不出村，早早就地化解。”说起这事，骆根土满脸自豪，“在咱们村，有法可循的依法办，无法可循的，就由村民商量干。”

    骆根土是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的村委会主任。在全镇，所有村、社区都建立了自己的村规民约，事情一起干，好坏大家议。大伙遇到问题、发生纠纷，不是先急着投诉、举报、上法院，而是找到杨光照的“老杨调解中心”评评理。

    自2010年以来，该中心累计调解矛盾纠纷1700余起，群众百分百满意。

    上世纪60年代初，依靠发动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实现了“捕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由此诞生。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枫桥经验”并未褪色，反而内涵更为丰富：正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拓展到防范化解各领域的安全风险，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