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地方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最早引入外资企业时，允许由村集体直接跟企业谈判，而不是征地的原因，主要是“有心无力”，名义上县政府有征地的法定权力，但事实上没有征地所需要的财力。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其实当时不仅中央没有钱，珠三角各级政府也是“囊中空空”，在短期内拿不出足够的钱完成征地拆迁、平整土地等工作，因此对村组织利用集体土地自行引进企业的行为，不仅不加禁止，反而承诺“只要村组织把企业引进来，用地手续可由政府代办”，村组织在引进企业的同时，还负责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等，这对地方政府来说又是“一种解脱”。前面说过，集体土地入市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跟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相比，不论在集体土地入市的规模还是地方政府的态度上，珠三角地区都“独树一帜”。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初始阶段的产权安排会有累积效应，时间一长就会形成相对固化的制度体系。

　　中国2003年以后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征地规模不断扩大，加上金融的力量，地方政府有了足够的财力进行征地拆迁，这是不是意味着原先“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方政府，会由支持集体土地入市转为反对呢？据笔者的观察，珠三角地区的部分地方政府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开始强化征地权、扩大征地规模。但南海区政府始终认准“主要通过集体土地搞产业升级、城市更新”的路子，政府的力量始终放在“如何完善集体土地入市的体制机制”上，而不是急着把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用时任书记邓伟根的话来讲，“政府要从长远眼光，制定并完善集体土地入市后的收益分配关系”，南海区的普遍办法是“二八开”，即地方政府以税收的形式获取集体土地拍卖价的20%，80%归集体经济组织，以后每年集体土地上的物业租金收益，除去税收后的净收益，也基本按这个比例进行分配。据南海区城乡统筹办的测算，在征地模式下，按照2010-2014年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占出让收益的平均比重（75%）来计算，假设一块地通过征地模式卖了1000万，政府土地净收益是250万。假定是集体土地自主入市，按照南海区集体土地基准地价与国有土地基准地价的比价（vv），估计卖500万元，“二八开”的结果是地方政府获取100万。静态地看，确实比250万的净收益少了。动态地看，政府则省了许多隐性成本，比如拆迁过程中的“官民冲突”以及土地出让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即使只算经济账，地方政府每年还可以从集体土地上的物业租金中分享20%的收益，长久算来，是“得大于失”的。这可能就是南海的邓伟根如此强调“要从长远眼光看待集体土地入市”的原因。

　　简言之，解释当前“不少地方政府支持集体土地入市”的理由，抛却政治上的正确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规定），合理的逻辑应该从两方面展开。其一从历史的角度，如果该地最初引入的产业和资本主要就是靠集体土地，在当时地方政府没有力量全部推进征地模式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的不断壮大和农民分红比例的提高，直接就会约束地方政府的征地权。这个因素可以部分解释，为何集体土地入市的现象更多地出现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而不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其二从政府收益的角度，以当年一次性地、静态地观点看，集体土地入市确实会降低政府从土地中获取的收益，但从较长的时期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跟集体组织的契约谈判，得以分享长期的土地收益，并且还避免了繁杂的拆迁、征地冲突和土地腐败。可惜的是，我国五年一任的政治周期和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使很少有地方官员有长远眼光，而只局限于任期内的利益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