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村位于江西省西部，隶属于P市S县C乡，老319国道由南向北穿村而过，北距县城20千米，南距市区18千米，交通十分方便，是乡政府办公所在地，同时也是乡经济、文化中心。全村人口2000左右，人均年收入约4000元；人均耕地水田0.5亩，外加每户少量的旱地（菜地）；人多地少，花炮、打工、养殖等副业成为村民的纯收入来源。该村下辖的第14村民小组，俗称“芦下”（后文用此称呼），村民分成60多户，300多人，是X村人口最多的村民小组。其中，黄姓村民在90%以上。芦下组居民大多沿319线南面的山头坡地分布，房屋依地势建成两排。随着农村经济走向活跃，芦下位于乡镇中心地域的耕地改建为商业设施和住房。村部办公大楼就位于这块中心地带，围绕村部大楼所占土地（简称X-L地块）产生的纠纷就发生在此。

　　X村与芦下组的土地纠纷最早可以从解放前说起。1949年以前，X-L地就属于芦下的黄姓族人所有和经营。解放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后，该地变为芦下生产队的集体土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此后，由于原罗新大队[①]在该地新建综合办公商业大楼，按照当时双方达成的协议，罗新大队每年补偿芦下生产队1700斤粮食，并无载明补偿期限。从1977年到1987年，罗新大队累计补助11年。期间在1986年，C乡人民政府出台文件，规定可以将村庄的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在全村“农转非”调出耕地中进行折抵平衡。1988年初，X村占用该商业办公大楼并挂牌办公，以1986年的乡政府文件和原罗新大队的摊派为由，拒绝继续补偿占地费。然而芦下组村民表示反对，于是经常组织一些村民阻挠村委会的日常办公。到了1995年，芦下组将X村委会告到所属S区（县）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补偿综合大楼占地费13923.00元（从1988年补至1994年），并要求被告继续履行补偿协议。区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后P市中院维持原判[②]。

　　2004年，由于村部大楼年久失修，X村委决定予以拆除并且在原址建新的商业办公楼。12月，X村与芦下组签订协议补偿3万元，另外给予芦下组村部拆除费1万元，规定从此两无纠纷，不得反悔；但是到年底最后一天，还是有芦下组村民到现场阻挠，村建房小组组织的拍卖会流产。2005年元月，村委会在没有经过党员、组长、村民代表会议协商的情况下签署协议，将旧村部房屋及土地以48万元的价格售让给C乡教育基金会。芦下组在与基金会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于是反对X村委会将该地转卖，并且组织村民向上级反映情况。2005年至2008年，C乡教育基金会由于与芦下组协商未果，始终无法动工。2008年11月份，X村委会改选换届，经过村委会新班子努力，2009年2月，C乡教育基金会同意将原X村办公楼旧址转让给X村委会建设。3月，X村委会与芦下组经过协商，答应补偿8万元给对方，规定从此村组间永无纠纷，永不反悔。经过两个多月的建设，X村新办公商业大楼竣工落成。

　　二、土地纠纷中的利益表达结构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芦下组在与X村委的谈判中，存在一个不断抬高要价的过程，而且提出了各种X村委认为“无理”的要求，尽管芦下组的这些“无理”要求不大可能得到满足，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导致村部大楼工程拖了好几年时间。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双方都运用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展开了博弈，形成了特定的利益表达结构。

　　（一）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

　　所谓的村组权力结构，就是双方的力量对比情况。张静（2003）曾用“政治竞争”模式和“法律衡量”模式表达两种不同的土地使用规则形式，由于我国目前“不存在包含确定性原则和限定性合法性声称的法律系统”，“政治模式”的结果就是力量的大小决定了分配利益的大小。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个博弈结构中，芦下组的具有较强的行动能力。可以设想，如果芦下组的行动能力不足，X村委会就可以轻松地摆平。

　　芦下组的行动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强有力的组委会。贺雪峰（2006）提出“农民行动单位”的乡村社会分析概念，判断农民行动单位的主要依据在于农民之间的社会关联。芦下组的农民行动单位是“组”。近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基层组织改革的推进，村民小组这个单位在全国很多农村地区消失。但是在江西农村地区，村民小组组长并没有被撤消。芦下组村民沿袭生产队时期的做法设置由组长、副组长、委员构成三至四人的组委会，组委会成员有大致的分工，负责社区内部公益设施的建设和社区对外事物的联络和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