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明显的两系法杂交稻不让出口，这种现状令人遗憾。”袁隆平说。

　　此前，湖南省农业厅的工作人员也曾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多年来，杂交水稻技术的国际合作，从国家之间的协议到企业的参与，很多时候是因为我国种子出口限制条款而使双方合作停留在试验或示范阶段，不能进行大面积生产和商业化开发。

　　李绍清也向记者表示，国内本身政策方面有太多限制，超级稻原则上不能出口。“目前搞杂交稻研究的国家很多，如果别人（比如美国、印度）及时向国际输出，成为新的输出国，我们在时间上就不占优势了。”

　　“中国的杂交水稻在国际上还存在内部竞争的问题，我们在国外做种子销售的公司有很多，但这些企业没有有效整合起来。”朱英国说。

　　何以破局

　　9月19日，袁隆平在湖南隆回县宣布，超级杂交水稻新品种“Y两优2号”百亩试验田平均亩产达到926.6公斤，再次刷新世界杂交水稻高产纪录。

　　空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却因为政策限制和恶性竞争，导致“水稻外交”迟迟难有重大突破。何以破局？

　　专家们认为，唯有在技术出口层面实施更加开放的对外政策，在“保护中开放、在开放中保护”，才是杂交水稻大规模国际推广的有效途径。

　　加快杂交水稻的国际化推广，不但可以为国际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可以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带来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多重效益。“比如美国有600多万亩杂交稻，每年给我国缴纳3%的专利提成，就有400多万美元。如果世界上一半的稻田都种上杂交稻，每年可为我国带来上十亿美元的收入。”袁隆平说。

　　袁隆平为此建议国家对于杂交稻的国际化道路持更加开放的政策：“可以设置一个规则，第二期超级杂交稻攻关成功后，就允许输出第一期的成果；第三期成功后，允许输出第二期的成果。以此类推，第四期攻关的情况同样如此。”

　　同时，政府要专门扶持几个杂交水稻的龙头企业，扩大对外输出的规模，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朱英国也认为，杂交水稻应该加快国际化步伐，特别应该向非洲、东南亚等适宜种植水稻的国家推广，“这样的推广有一些带有半援助的性质”，也是“水稻外交”使命的一个重要体现。

　　他举例说，国外很多地方希望中方能在他们当地生产种子，有一些公司已开始在国外建立种子基地。“杂交稻研发本土化，最好的方法是在当地开展研究，产品直接投入市场，这样更便于当地接受。”

　　针对东南亚地区的水土条件，目前朱英国研究团队正加强抗病抗虫抗热品种的研究，为更好地巩固当地市场并作技术储备。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建议，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应对我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和资源实现双重保护；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刚刚建立的国家，可以利用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制度，进行保护性商业开发；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欠缺的国家，政府应通过签订双边协议，以确保我国种质资源的有偿使用和合理使用。

　　“对于杂交稻的国际推广，我们要有开放的心态。只有开放，才能促进杂交稻事业的发展；也只有开放，才能有利于我们水平的提高。”袁隆平语重心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