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水稻被认为是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必由之路”。

　　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有大量的研发资源集中投入在转基因水稻上，仅2004年的投入就超过了5亿元人民币。

　　转基因水稻就是用转基因技术把水稻中本来没有的基因转入到水稻中，使水稻具有新的性状，如抗虫、抗除草剂、抗病害等。比如，以谷物为食的螟蛾科害虫危害着中国75%的水稻，每年导致的损失高达10亿美元，转基因抗虫水稻就能分泌一种特殊的毒素杀死它们，挽回巨额损失。

　　2004年，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组成的“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咨询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题为《对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特别提出“在继续扩大抗虫棉种植的同时，重点推进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2004年11月底，农业部召集有关专家召开秘密会议，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有“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称的“丰乐种业（11.20,0.06,0.54%）”的股票突然涨停。当时，投资者一致相信转基因水稻商业种植有望获得批准。

　　当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也曾乐观地预测：“批准极为可能实现，这意味着中国最早在2006年春季就可以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

　　然而该会议仅仅过了8天，12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长文《转基因稻米：13亿人安全与利益的博弈》，不仅披露了秘密会议的内容，还指称那些推动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的科学家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

　　该篇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转基因水稻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基因产物中会不会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有何种影响？商业化种植所得利益如何分配？”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一直呼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该组织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

　　此后，绿色和平于2005年2月到2005年4月间，先后4次到湖北省进行实地深入调查，并于4月13 日公布了一份震惊世界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该报告披露，湖北多个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已经在非法售卖还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转基因大米已经污染了湖北的大米市场，并很可能销售到湖北以外的市场；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还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大米，对公众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

　　《凤凰周刊》随后对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并披露了更多的内幕：“搞转基因研究的专家……有意或者无意地泄露一些种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转基因的种子作为普通的杂交稻种到地方上进行申请，按国家规定只有转基因的种子才必须由国家批准，这样难度也就减少了。”

　　虽然农业部对绿色和平的检测过程和方法提出了质疑，湖北省农业厅开始也否认了转基因污染的存在，但随着绿色和平当年6月和8月的两份追踪调查报告的发布，这一事件最终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据绿色和平组织估算，湖北2004年至少种植了1900当？2400亩“非法转基因水稻”，按农民所说的亩产千斤计算，约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常规大米，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

　　此报告如重磅炸弹，国内外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因为转基因稻米的混入到中国和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贸易中，欧盟和日本都对中国出口大米加强了检测。国家环保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说：“这给中国造成了很负面的国际影响，给农业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在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情形之下，湖北省农业厅最终对种子公司进行了处罚，并发出通知，禁止销售未经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

　　有专家分析指出，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事件以及欧洲市场对转基因产品强烈的质疑态度最终导致了政府在转基因政策上趋于“保守”，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申请也被搁置。时至今日，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种植，还没有得到最后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