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布局调整增加了财政投入负担和学生家长负担。乡村学校的撤并，带来吃饭、寄宿等一系列新的负担。从2004 年到2007 年，国家投入100 亿专项资金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 在2010 年国家又投入269 亿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 在河北省围场县，2011 年县教育财政投入达到3. 15 亿，仅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和建设就投入近4 000 万。据统计，从2011 年秋季学期起，国务院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餐改善计划，为此计划中央财政将每年拨款160 亿元予以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生每天小学生4 元、全年1 000 元，初中生5 元、全年1 250 元。在我们调查的围场县，现行的经费远不能满足学校的需求，仅寄宿生的营养餐补助就比全县教育公用经费还要高。学校布局调整后学生家长的直接负担增加了两项： 一是交通费，在我们调查的学校，每个学生交通费每月增加开支80 元，全年支出近700 元； 二是伙食费，每个学生每月的伙食开支平均是120 元左右，除此之外，还要给学生一些零花钱。大部分家长反映可以承受这些费用，但是已经构成了负担。对少数困难家庭学生家长来说则感到负担很重。至于那些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出现的家长“陪读”现象则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四) 如何弥补乡村文化教育的缺失

　　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尽管“乡土中国”逐渐走向“离土中国”，乡土文化仍然以一种“形散神聚”的形式存在［21］。乡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成分需要我们保护和传承，诸如热爱乡村、孝敬父母、诚实守信、尊重自然以及渗透在习俗和生活方式中的价值观念和民间信仰，是构建社会不可缺少的，也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乡村学校的功能不仅在于对学生进行现代科学知识和文化教育，还在于作为传承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的重要场所。乡村学校在帮助学生了解乡村，教育学生热爱乡村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乡村学校的盲目撤并，把学生过早地引向了升学教育的“独木桥”，过分的城镇化教育取向，不仅削弱了家庭教育，也阻隔了学生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失去了耳闻目染的濡化环境和空间，致使传统文化的传承被中断。调查发现，农村学生对农村十分陌生，不仅缺乏乡村文化、农业知识，也缺乏对农村和农业的感情。在我们调查的数百学生中，罕见有帮助父母干农活的学生，他们不愿从事农业，也不会从事农业。重视培养学生对乡村的感情和对家乡的热爱，是发展现代农业和村建设的需要，也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操的条件和基础。

　　为了克服学校脱离社会的倾向， 2001 年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明确提出我国基础教育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以此来鼓励乡土教材和校本课程的编订与开发。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编写了一批优秀的乡土教材，比如由北大教授钱理群参与主编的贵州乡土教材《贵州读本》，以及介绍云南拉市海市风土人情的乡土教材《我爱拉市海》［22］，中国农业大学朱启臻教授主编过《社会常识》，这些都在地方学校产生了一定反响。上海大同中学、江苏锡山中学等学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初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校本课程，既包含了乡土教育又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23］。但在目前“应试”教育制度和“城市主导”教育价值目标下，开发校本课程和采用乡土教材等措施常常与升学教育发生冲突，难以发挥应有效果，不能弥补乡村文化濡化功能的缺失。

　　三、破解乡村教育公平的思路

　　(一) 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

　　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是办学过程均应遵守的，但要把教育规律放在首位。教育最本质的要求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人。但是在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氛围下，人们的观念、行为被经济规律所支配，在教育过程中也出现了重视经济规律而忽视教育规律或用经济规律取代教育规律的现象。如撤点并校的动力首先来自经济的原因，节约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追求学校规模效益、减少校舍投资和师资数量等等，诸如此类，均是把经济目的放在首位。结果导致了学校规模过大，学生与教师的关系疏远； 学生自幼远离家庭和社会，致使家庭教育缺失、社会教育乏力，学生的全面成长受到影响。更有甚者把父母双方可以放心外出挣钱作为寄宿制学校的一大功能来宣传。把经济学的简单结论套用在教育上不仅使教育受到严重伤害，也没有达到经济的目的。靠资金堆积出来的“巨无霸”学校，因师资条件限制，教学质量并没有明显提高［24］。而一些学者经过研究后普遍得出“班级规模和学校规模与教学质量成反比”的结论，也证明了简单经济原则与教育规律的冲突［25］。我们通过对围场县调研后发现，经过布局调整，中小学班级容量明显增加，教师分科教学使得教师与学生互动减少，教师对学生的关注以及学生对教师的情感均有淡化趋势。发展教育要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按经济规律办事，主要表现在教育结构要符合经济结构需要，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要用最合理的教育资源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而这恰恰是我们的教育最缺乏的。至于追求基础教育的“规模效益”，过分强调“专业化”、“标准化”，以至于追求“大而洋”的做法，既违背了教育规律，也违背了经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