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产流程难度最大的育秧为例，联合社在统计分析每年社员的产量和效益时发现，部分社员育秧技术低、单个育秧成本高、秧苗质量不稳定等问题，直接显现在了收成上。“要想收成好，解决育秧问题成为关键。”

有问题就找专家。在包碎云的手机里存满了各级农业局技术人员、水稻研究所专家的号码，只要农民种水稻遇到了问题，从耕地到施肥除虫、收割到加工的各个环节，只要一通电话，就能找到这一领域的专家询问解决方案。也正是在这些最常联系的人中，包碎云找到了破除育秧技术瓶颈的关键人物——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朱德峰。

朱德峰当时正在研究水稻机插秧温室叠盘暗出苗“1＋N”育秧技术模式示范项目，与传统育秧模式不同，秧盘叠放在恒温恒湿的出苗室内催芽，出苗整齐后再分送到不同的育秧场地各自培育成秧。新型水稻育秧成本高出三分之一，培育效果能否达到试验的效果？面对这些潜在的风险，包碎云提出先在试验田里尝试，待成功后再向全体社员推广。经过三年的实验，当去年朱德峰再次来到试验田看到成果后，频频点头赞许：这项叠盘暗出苗技术已经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水稻育秧的主推技术，从乐清早稻育秧来看，效果很好，可以进一步推广实施。

然而技术成果的转换，到了一辈子靠经验种田的农民面前，推广就成了一件难事。“你们看，这盘水稻出苗率高，秧苗长得又高又壮，像旁边这盘不用基质的，每盘可能要损失5元钱。”联合社理事们带着新技术挨家挨户上门介绍，开社员大会介绍育秧差异，可愿意尝试的农户少之又少。

“一方面是成本的提高，平均每亩秧苗成本上涨了约25%，风险太大，另一方面是面子挂不住。就拿我做例子，包碎云学种田时我就已经是种粮大户了，他的技术还是跟我学的。”吴金碎说出了大多数农户的心里话。

那段时间，包碎云白天泡在育秧温室里，晚上就在田边来回转悠。一次，他看到一小片刚收完的稻田还空着，一个主意涌了上来：向农民借田育秧！第二天他就给吴金碎送去了两分田的秧苗，只收传统育秧的价格。“试种一季，效果马上就出来了。”吴金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的田头上每天都是来看新苗长势的小农户。早晚稻秧苗预定会上，原本请都请不来的大户们纷纷现身，贾岙村的叶文富订走3000盘秧苗、西岑村的黄贤雷订走2000盘、戴东村的潘闹拥订走600盘，郭路村的金荷纷订走了9300盘……一晃眼，家家户户的田头都挂上了育供秧示范点的牌子，农户们一见面就交流试验心得，分布在乐清虹桥、柳市等地的专业化水稻种植试验示范总面积超过1万亩。

降成本和扶技术，为农户解决了最基本、最现实的难题。但是联合社想的不止于此——田就这么大，怎样让农户增收更多？联合社想到了延伸农产品产业链。

“我们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很多小农户和小合作社虽然都能以收成维持生活生产，但除此之外的收入几乎为零。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农产品全产业链是农户们迫切需要的，也是最能增加收入的途径之一。”赵宣楼说。

产业链延伸，需要全流程的服务配套。为此，联合社以水稻专业生产为联结纽带，开展专业化生产合作、农资农产品购销合作、资金信用服务合作“三位一体”合作模式实践与探索，让社员收益得到持续增长，2018年联合社经营额1650万元，固定资产230万元，社员每年每亩增收150元。

“没想到我80岁了，还能通过联合社担保获得银行贷款。”柳市农户胡志新拿着授信书，笑得合不拢嘴。原来，胡志新租了200亩地，每年的租金、化肥需要大量资金周转，然而他一个人很难从银行借到钱。问题反映到联合社后，工作人员立即为他联系了对口的乐清市农商银行。通过对他经营的农田面积、股金出资的额度、社会诚信度等要素进行评估，最终以联合社和银行双轨监控信贷资金流向为保障，胡志新获得了30万元贷款，同时还享受国家种粮贷款贴息。

如今，银行与联合社合作，为像胡志新这样有需求无条件的农民提供每年1500万元的授信额度，实际社员每年的贷款额达到了约900万元。

产业链的一端，有金融信用服务为农户解决资金难题；另一端，则有粮食产后“五代”服务，进一步助力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建设，促进农户增收。从2015年开始，联合社投资275万元，建立了大米加工中心，利用现有的基础条件，开展粮食产后代清理、代干燥、代储存、代加工、代销售“五代”服务，配置清理干燥设备、调整安排存粮仓储，对社员收购或代储的稻谷，统一加工，并注册了“金越”商标，由社员分销或联合社直销到市场。仅去年，联合社粮食累积产后服务总量就超过2万吨。联合社拓宽了服务范围，提升了社会化服务功能，经加工大米后产值达1400多万元，产业链的延长使社员的稻谷增值达12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