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体制下，贫困证明是贫困生认定的核心。但现实情况是，即使盖着公章的贫困证明也缺乏公信力和说服力，究其原因，是因为开具贫困证明对村委会、居委会等来说低成本、低风险，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型社会，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这就造成个别家境优越的学生同样可以办理贫困证明。
　　贫困生“比穷演讲”也好，“吃得太好无缘助学金”也罢，都有着良善的制度初衷，也是对贫困证明缺乏可信性的一种挽救和补充。只不过，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实施操作系统，人性化的细节考量，让制度善意在执行过程中走了调、变了味。将食堂消费水平列入贫困生考察指标，在管理方式改变的方向上没错，因为“假贫困生”尽管在证明等方面可以造假，在消费偏好上却难以长时间伪装。但是在技术操作层面上来看，却是片面的，因为只考察食堂消费水平，难免会以偏概全，对消费情况的考察，更应当综合其他因素，如电子产品、服饰、交通出行等其他综合消费情况，这样才能在技术层面上更加科学合理。
　　华中农大将食堂消费水平列入贫困生资格认定指标，在管理观念上是正确的，只不过在技术层面上，尚有偏颇和不足之处。搞好贫困生资格认定，才能让助学资源物尽其用，高校应该在认定的技术层面上多动脑筋，加强和完善，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释放制度善意。
　　湖北武汉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