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农业行为应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不可否认，工业化给农业现代化带来新机遇新手段。但遗憾的是，人们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出现了轻视农业自身规律的问题。建设现代农业，必须重视农业发展的伦理维度。

　　我国对农业与环境关系的认知源自远古。最初对环境的认知是“天”，即茫茫宇宙的总称。对天的理解大体分三个层次逐步展开：

　　第一个层次是对天的敬畏。《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荀子进一步指出：“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这就是说动物饲养、植物繁殖、行政管理都要符合“时”的要求，阐述了农业社会人与天的时空机缘密不可分的伦理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人与天的交流。墨子云：“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这里所说的天人感应，实质是人对天的认知和祈求。

　　第三个层次是依照客观规律对天的适应性利用。荀子指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如果人的行为与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出现系统相悖，就会产生“人祆”现象。

　　老子从人的生存出发探讨顺应宇宙运行规律、契合农业伦理的人本思想。他把“道”这个自然规律置于伦理结构的最高层，将中华文化的伦理系统推上历史高峰。中华农耕文明就是在关于人、地、天、道的思维熏陶下逐步衍发而成的。

　　当前，空气污染、水资源缺乏、土壤污染等资源环境问题使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化肥、农药、农膜的无节制使用使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食品安全问题困扰人们的生活。资源环境、食品安全、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都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需要从伦理学视角进行分析、思考和解决。

　　其一，时。敬畏天时以应时宜。不违农时是中华民族对农业伦理的本初认知。从周礼的《秋官·司寇》《礼记·月令》到诸子百家的宏富论述以及坊间杂籍，我国历史上与时宜有关的论述浩如烟海，其基本原理为生态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都以物候节律因时而动。农业生态系统由多界面的复杂作用协调运行，其时序之精微缜密为现代科学所难以穷尽。现代农业系统趋于全球化，直至涉及生物圈整体，其时序之繁复远甚于以往，对天时的遵循敬畏之情为农业伦理之首要。

　　其二，地。施德于地以应地德。土地为万物滋生的载体。农业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无不仰赖土地。土地既是农业生物的载体，也是包括农业生物的生物界的产物。农业系统的盛衰优劣，土地肥瘠可为表征。华夏族群从诗经时代起，即对土地多有歌颂。《易经》加以理论升华，称为地势坤，厚德载物。周代已有“地官司徒”之专职官吏。管子《地员篇》对土地类型学已有系统论述。中华民俗常以土地为神只而顶礼膜拜，对厚德载物的土地自应厚养以德。切忌对土地掠夺刮削、竭泽而渔，使其日趋瘠薄，甚至施加毒害，失其载物之德。

　　其三，度。帅天地之度以定取予。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有物质输出与输入的功能，农业活动因而有付出与收获。其中取予之道，应使农业系统营养物质在一定阈限内涨落，保持相对平衡，以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即所谓取予有度，以实现生态系统营养物质的合理循环。一旦营养物质入不敷出，突破涨落阈限，农业系统的生机即趋于衰败。我国在小农经济时期，依靠农民的精耕细作，农业系统具有较为完善的自组织能力，其生机历久不衰。工业化时代，切忌取予无度而致农业系统的能流、物流、信息流枯竭。

　　其四，法。依自然之法精慎管理。“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个“法”字，统领管理之道。农业管理包括土地、附着于土地的人民以及农业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全过程。其中繁复的技术和社会工作需要周到的伦理关怀，而伦理关怀之中枢则为层层法理。时代要求我国农业伦理学应以众多系统的界面为节点，将各个系统连通为整体，并在不同界面伸出链接键，使系统耦合逐步延伸，以充分利用时代机遇谋求发展。切忌主观臆断，自乱人、地、天、道之法的序列，作茧自缚而坐失系统逐级耦合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