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猪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疫病、管理等技术的助推，或是环境、质量安全等门槛的限制，或是价格和国际贸易等市场的倒逼，还是互联网时代的引领，都面临着旧模式的低效挑战，孕育着新的结构体系，正处于换档升级的关键时期。

　　猪业旧模式面临的挑战

　　服务体系低效。服务企业没有从养殖场（户）本身角度全面考虑，做的都是点的服务，而不是面上和系统化的服务。这种畸形的服务模式，导致服务企业难、养殖场（户）对接难、行业效率低，直接推高了养猪成本。初步估计，养猪服务体系可提升效益空间为生猪至少60元/头。

　　养殖生产体系低效。一是多重角色导致效率低下；二是非人性化管理导致效率低下；三是资源运行低效。仅据此三项估计，出栏生猪效益浪费了至少80元/头。

　　下游销售体系独立垄断和低效。独立的生猪收购屠宰体系远远脱离养猪生产，使得养殖者没有销售话语权、定价权。屠宰加工应该反馈给养猪生产体系的信息断档。同时，屠宰加工多以初级加工产品居多，实际屠宰能力一般仅占设计能力的30%~40%，产能浪费严重，品牌度低，竞争乏力。此两项可造成生猪效益浪费至少30元/头以上。

　　从业者组织体系低效。长期以来，养猪从业者一直是自己单干，虽然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培训交流会，但都是点状的，非系统性的，缺乏针对性。组织化程度低导致生猪收益减少50元/头以上。

　　整体而言，我国养猪业因为效率低下，减少了220元/头以上的收益。2013年~2014年的价格调整，不仅是表象看似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环境污染限制等，其核心关键是淘汰落后产能，全面提升养殖产供销各环节运营效率的过程。

　　猪业新结构的孕育

　　从业主体更加明确。经历了2013年~2014年的低价洗礼后，受资金、价格、环保、技术等多重挤压，散户并没有在“手工作坊式精细化养殖”方面找到出路。从而散户多、规模越大数量越少的传统从业者的“金字塔”式结构，正快速转变为以家庭和中小型养猪场（户）占主体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式从业结构，年出栏300头~3000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适度规模养殖成为我国猪肉供应主体。

　　主导品种有所调整。传统养殖的主导品种为杜长大洋三元，中小规模养殖场（户）以有地方黑猪血统的土三元作为主导品种，品种来源以自主留种为主。当前，这种主导模式正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养殖的专业化，养殖水平稳步提升，养猪场（户）逐渐开始放弃了自留母猪的传统，选择从正规种猪场引进二元母猪，以生产纯正的杜长大三元商品猪。对于大型、超大型养殖公司，特别是屠宰加工龙头企业带头建立的养殖基地，正逐渐改变以体型选择品种的传统，选择饲养PIC（种猪或商品猪）等四元或五元配套系种猪，以出肉等级为选择依据。

　　新型模式初现端倪。一是专业化进程加快。社会化专业分工进一步加快，养猪生产者将从“后备培育-配种-妊娠-分娩-哺乳-保育-育肥-销售”的长链条中解放出来，家庭式专业化猪业生产将逐渐成为主流。二是农牧结合进程加快。实现环保工艺的升级换代，遵循适度规模养殖原则，大力发展家庭农场模式。三是产业融合度加速，一体化进程加快。屠宰、饲料、兽药以及大型养殖龙头企业，向上或向下延伸，组建大型养殖基地，借助种质、服务、技术优势，做足生猪繁育的高端技术环节。家庭牧场主要负责专业繁育仔猪或育肥，对接集团公司基地“接口”，变“养殖户”为“猪产业工人”。物资、技术、服务、销售等角色交由专业公司或组织来完成。四是区域协作进一步强化。整合行业服务单位和组织力量，建立大的生猪服务系统。在信息、技术方面建立渠道，提升使用效率，物资方面实现团购、统销，抱团应对市场，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提高售价。

　　猪业新档位的升级

　　产销对接，深度融合。包括最顶端的原料生产，上游的饲料、兽药、疫苗、种猪等猪用物资供应，中游的养猪生产，下游的屠宰加工以及终端的猪肉消费，各环节都围绕着销售展开，仅为买卖关系。我国猪业需要各环节的产销对接，深度融合，节本增效，全面提升行业整体效率。各相关产业要进行职能回归，饲料行业回归加工车间功能，兽药、疫苗等回归到工作处理手段的功能。

　　品牌再造，质量追溯。虽然我国猪肉提供商已经打造了众多肉品品牌，但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消费者认为猪肉产业全程可追溯和可视化是其基本的要求。屠宰监管已经转归到畜牧部门的监管范畴，建立从养殖源头到餐桌的可追溯体系成为当前产业挑战之一。

　　基础设施革命。产业的深度融合，服务企业压缩利润以期与场（户）建立稳固联系，在资本融合的同时，也助推养猪业进入了社会化的“规模猪场基础设施革命”时期，使广大社会力量参与到猪场基础设施建设中来。

　　生态圈构建。生猪产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过山车的价格看似需求不足，实则为猪业供需错配。必须要站在大产业角度思考猪业供给侧优化调整的问题，利用“互联网+猪业”，通过信息化技术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猪业进行深度融合，线上线下结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