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 马铮

粮食收完了，地里的秸秆到底怎么办？这个看似不算大的问题，却因为我国庞大的农业生产体量而变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更因为屡禁不止的秸秆焚烧，而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全国每年各类秸秆总产量约6亿吨，其中焚烧掉的秸秆约占总储量的30%,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工商联副主席贾旭芝给出了这样惊人的数据。

“我国其实有利用秸秆的优良传统，农民用秸秆建房遮风避雨，用秸秆烧火做饭取暖，用秸秆养畜积肥还田……但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农村能源、饲料结构等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秸秆利用途径也发生了转变，使得秸秆资源大量过剩问题日趋突出，在一年两熟地区，为了赶农时，不少农民就只好用最快的方式解决秸秆问题，就是一烧了之，造成了很大的污染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说。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湖北省委员会主委江利平说，一方面是秸秆剩余量逐年增多，另一方面大量秸秆资源又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焚烧就成为了农民处理秸秆最简单的方法。

要杜绝秸秆禁烧的难题，就要为秸秆找到好的出路，这已成为各方共识。两会的代表委员们也纷纷建言献策，为小秸秆找一个好归宿。

“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是秸秆农业综合利用的主要途径和主攻方向。”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提出。

张桃林认为，要推动秸秆禁烧，农业技术问题也非常重要。“秸秆从收到贮存到利用，都要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比如在机械化方面，就与秸秆的类型、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地方农业和气候条件、机械作业安排等都有密切的联系，还有农机与农艺的结合，好多问题要有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如果能把各个方面的要素进行合理的配置和衔接，那么问题的解决就顺理成章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举了一个例子。在广西，当地推广了一种马铃薯的免耕种植技术，冬季马铃薯播种后用秸秆直接覆盖，到来年春季，秸秆覆盖了的马铃薯长势非常好。“农民看到了真金白银的效果，技术也不复杂，你再让农民烧秸秆他也不会烧了。所以，光有了技术还不够，还必须要这项技术更加方便，更加廉价，才能得到快速的推广。”

为此，江利平委员就建议，要鼓励农民加大提高秸秆还田比率，制定落实收割粉碎机、翻耕机使用和规模以上的秸秆收储站奖励政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支持农机合作社开展秸秆翻耕还田跨区作业，不断提高秸秆还田农机化、组织化程度。

“将秸秆直接消化在田间地头,提升土地有机质含量。如在宽窄行种植的前提下,专用的收割机可以直接将秸秆粉碎成20-30厘米的段,并通过高留茬将秸秆固定在地垄里,第二年可在上一年未耕种的垄间使用复耕播种及直接播种,从而实现轮作和秸秆还田。再比如,用碎草机处理秸秆,应用腐秆剂加速秸秆的腐烂等手段,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地产出率,促进农业生态良性循环发展。”贾旭芝代表说。

因此，代表委员们都建议应该加大对秸秆粉碎机、秸秆还田机及配套的大马力拖拉机的补贴力度，还要对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技术的农户给予每年每亩一定数额的补贴。

秸秆里孕育着大产业

除了留在田里变废为宝以外，农作物秸秆显然还有更大的利用空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佳木斯市市长林宽海带来的一包面巾纸就引起不少人的兴趣：“我这包面巾纸是可以用来擦拭眼镜的，患鼻炎的人还可以把它当成手绢来使用。它就是以秸秆为原材料，经综合利用后生产出的高档生活用纸。”林宽海向大家介绍。

“这个是我们彭墩村用秸秆做成的板子，这还是生态板，第一防潮，第二强度硬。”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党总支书记张德华也带来了家乡开发利用秸秆的成果。

张德华代表在调研中发现，湖北在荆门、荆州试点秸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后，一个秸杆利用的产业链，正在当地形成。目前，荆门市的秸秆综合利用率已经达到82.9%。在京山，一些专业合作社把秸秆作成培养基料，香菇、木耳、平菇的年产量，已经有6000吨了。有一家公司，用鸡粪和秸杆生产有机肥，年产2万吨，在陕西、甘肃、新疆供不应求。另一家绿林农牧公司，用秸秆当饲料，喂牛喂羊。最厉害的是凯迪绿色能源公司，用生物质发电，每年可消化30多万吨稻壳、秸杆、杂灌木，发电量1.86亿千瓦时，每年相当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5万吨，节约标煤15万吨。

江利平提出，把秸秆作为畜牧业的重要饲料，还可积极发展以水稻、小麦、玉米等秸秆资源为基料的食用菌生产，发展秸秆育苗、花木基质、草坪基料等生产企业，引导带动基料产业发展。加强技术指导，推广秸秆沼气集中供气工程技术，推进农村秸秆气化和沼气工程建设；扶持农村科学规划建立利用生物质发电，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鼓励培育一批秸秆产业深加工企业，引导更多农民从事秸秆编织加工行业。

他说：“用秸秆制糖生产化工醇技术，两吨玉米秆可制成一吨多糖，其成本相当于玉米糖的成本。如果我们生产的化工醇全部不用粮食，而是用玉米秸秆替代生产。过去农民朋友烧掉的废物，就将成为名符其实的‘软黄金’。”

随着技术的进步，秸秆的出路将越来越丰富多样。但要让农民真正接受，自觉地放弃焚烧秸秆的行为，显然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柯炳生委员认为，秸秆焚烧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归根到底农民的选择其实是经济问题，而不应该仅仅归咎为农民缺乏环保意识。“如果秸秆要回收利用，首先就需要机械捡拾，就需要机械作业的费用。如果不快速回收还会影响下一季的播种。收起来了之后放哪里？谁来买？卖多少价划算？这都是摆在农民面前的现实。”

张桃林委员表示，秸秆焚烧既有经济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同时还包括经济和技术结合的问题以及政策方面的因素。“经济账也要看具体怎么算，不能只算表面的经济账，还要算经济与社会、与生态的整体账。在秸秆综合利用的整体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禁烧的成本必然会比较高；但是一旦形成体系，具备一定的规模，而且配套体系也跟进以后，其整体效益就会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才能提高。”张桃林透露，今年农业部将按照“区域控制、收用结合、创新用途、完善政策”的原则，在重点地区建设一批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县，率先实现秸秆全量化利用，彻底解决秸秆焚烧问题。

江利平委员认为，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是系统工程，依法制定落实科学合理的激励政策是关键。目前湖北省已立法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所以，建议全国立法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通过立法强化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统筹规划和政策扶持，从提高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入手，解决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问题。编制秸秆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完善秸秆综合利用的配套政策措施。推动秸秆利用肥料化、原料化、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建成较为完备的秸秆收集储运体系，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产业化格局，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高。

“要想把农民一家一户的秸秆收集起来，还需布设很多秸秆收储点。”林宽海代表说，建议国家在秸秆存储和项目建设用地方面给予特殊支持和税费优惠，激发各类企业投资秸秆综合利用事业的动力。

贾旭芝代表建议,我国各级政府要多措并举地加大对秸秆回收综合利用中“收、储、运”各个环节的政策扶持力度,使秸秆资源真正成为化工、发电、造纸等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彻底解决农民焚烧秸秆问题。

“以秸秆最重要的一个出路——生物质发电来说，现在很多地方建成的生物质发电厂规模都不算大，很多时候所发的电还不一定能够顺利地与国家电网并网，这样就造成了效率和效益的低下。因此，配套工作也必须跟上，秸秆的综合利用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全国政协委员江泽慧说。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穆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高春艳建议，国家应加大秸秆综合利用的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的投入，将秸秆综合利用的关键技术和装备研究纳入政府重要的科技投入计划，提高秸秆还田、能源化、饲料化等相关技术领域的立项比例和经费投入。以科研院所为主体，建立秸秆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在秸秆综合利用领域自主创新，加速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提升产业整体水平。对上交作物秸秆农户或农业经营主体建立适当的务工补贴机制，鼓励农民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收集、整理、上交作物秸秆到相应的生产企业，并给上交作物秸秆农户或农业经营主体适当的务工补贴，建立有序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机制，制定合理的指导价格，确保企业原材料的有效供给。

林宽海代表认为，解决秸秆综合利用的根本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走可持续的产业化发展道路。通过秸秆综合利用，实现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产业创税的目标。他建议，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扶持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为促进农业转型发展，为发展循环经济发挥示范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