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角，论述了跨国种业集团公司全球化新战略以及中国加入WTO后种子企业改革的新动向。跨国种子公司努力植根本土化，做好进入中国种业市场的准备。国有种子公司机构臃肿，政企不分，体制改革步履艰辛。育种科研体制改革行动缓慢，成为中国种子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民营种子公司以及股份制公司代表中国种业的发展方向，但必须从家族管理体制中解脱出来，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国种业正处在一个不断集中、快速发展的变革时代，今后3－5年将出现大兼并、大改组、大联合、大发展的局面；5－10年种子公司将从遍地开花到百强竞雄到群雄争霸，最后可能只有7－8家或更多几家种业集团公司竞霸于中国种业市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种子法》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种子公司和育种科研单位都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紧急行动起来，在体制、机制、营销、管理等多方面进行重大的改革和调整，跨国种业公司也努力做好进入中国的准备，都希望在中国种业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跨国种业公司努力植根本土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无论从规模或潜力来看，都是一个令跨国种业公司瞩目和响往的广阔市场。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市场将全面向国际市场开放，跨国种业公司已经做好向中国种业市场进军的准备；只待时机成熟，这些公司将迅速兼并一批种子公司并将称雄于中国种业市场。

世界最大的几家跨国种业公司，如孟山都、杜邦、先正达、利马格兰、KWS等，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聘用技术人员、布置品种试验，努力实现植根本土化。从普通员工到高层管理人员，从资源采集到育成品种，从技术转让到研究开发，乃至从企业文化到公益事业入乡随俗都在努力植根本土化，力求尽快为大规模地融入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做好准备。植根本土化采取的方略：一是管理人员本土化。例如美国种业大量选用外籍华人充当进入中国投资的管理者；日本和韩国种业每年派出管理人员到中国学习1－2年汉语，然后选派入驻中国开展业务工作。欧洲种业在这方面略显逊色，因为缺乏拥有外籍华人资源，学习汉语比较困难。二是人才开发本土化。跨国公司在国外和中国都建立了管理培训中心，十分注意从中选拔有实践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三是研究开发本土化。有利于加大技术转移力度、技术创新水平和扩大种子生态适应性，研究开发是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四是良种生产本土化。有些跨国种业公司多年来采取试验材料“多点试验，重点覆盖”的布局，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风土驯化，以便迅速占据市场。五是营运管理本土化。跨国种业公司的管理逐步从微观到宏观，从分散到系统，最后将在华投资成为母公司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种业公司进入中国种业市场，为中国种业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制度，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种质资源，加速中国种业体制改革和加快种业市场化进程，并促进和提高中国育种水平和种子质量。

需要指出，跨国种业公司植根本土化和独资经营是密切关联的。尽管中国政府至今还有一个“四部一委”文件禁令跨国种业公司在本土独资经营或控股经营，但这仅仅是时间问题。当外企对一个国家的市场、政府、政策、法律都有信心时，才放心大胆地在这个国家独资经营。

二，国有种子公司体制改革正在过大关

国有种子公司经历20年的改革，经历了财政差额补助、定额补助，逐步过渡到定性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或企业管理的经济实体，尽管机构名称改来变去，但基本上长期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三位一体，四化一供”计划经济框架下运作，机构未变，产权未变，性质未改。从总体来说，全国大部分国有种子公司可以称得上经济体制改革大潮未能触及的角落，部门经济庇护下的安全堡垒。到2000年底止，中国县级以上2 700家种子公司（站），70%以上资不抵债，亏损经营或坐待“破产”。加入WTO使中国种子产业面临的不仅仅是单个的世界级跨国种业公司，而是一个庞大而有效国际化产业链条，无疑将加快国有种子公司的体制改革步伐，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

国有种子公司面临体制改革6大难题：官办公司、官员任职、权责不清、政企不分、政府庇护、冗员难办，但最关键的是产权结构问题，国有种子公司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产权多元化，实行股份制改造，根据中央政策，体制改革可以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有观念方面的，有理论方面的，也有人为设置的障碍。一种是一部分胸怀谋略、志在高远的经理，试图抓住机遇，加快改制以抢滩种子市场，但遇到很大的阻力，特别是顶头上司怕丢失权力和利益。一种是种子公司积累问题太多，改制触及少部分人的切身利益，遭到多种形式的抵制和反对。还有所谓“国有资产流失”、“改制卖方缺位”、“员工身份转换”以及“经营者为什么持大股”等人为设置的理论和实践的障碍，让最有决心的改革者也望而却步。致使绝大部分国有种子公司观望等待。特别是还有拒跨国公司于种业门外的“四部一委”文件能抵挡一阵子，希望能再有几年的喘息机会，“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拖延的时间越长，改革的压力越大，付出的改革成本就越高。

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种业有自己广阔的生存空间，但也存在体制和观念上的障碍。世纪之交，中国种业正在进行一场新的体制和思维革命，以及观念转换和战略抉择。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要抓住时机，加速改革，构建集团，驾驭策略，参与国际种业市场竞争。

三，育种科研体制改革行动滞后

育种研究是品种创新的源泉，种子是企业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种子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哪个企业拥有种子产权和育种家，就有可能拥有市场。但中国育种研究机构受体制、机制的制约，历史遗留下许多沉重的包袱，特别是省级以上科研院所，机构臃肿、条块分割、人员众多，低水平重复和老牛拉破车的效率，投入产出不呈正比。而生产上推广面积比较大的各类作物优良品种，几乎大部分出自基层科研单位或农民育种家之手。

中国育种科研体制改革进行了好多年，雷声响，雨点小，动作缓慢。原因是维护“官本位”、保住“新家族”以及存在的“市场恐惧征”。院所领导担心改革会打碎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的“三铁”，即铁饭碗、铁椅子、铁工资；进而造成“三丢”，即主管部门丢失权力，院所领导丢失位置，科研人员丢失身份。不敢设想也害怕在全部砍掉事业费进入市场后的生存之路，总是希望继续从政府那里获得支持，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多数人愿望维持现状“走着瞧”，宁可苦撑，不愿冒险，“捧着金碗讨饭吃”，科研单位至今没有几家体制改革创新的典型。

基础研究政府办，应用研究企业办，已成为今世农业科研发展的主流。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使企业成为科研开发和投入的主体。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要以不同形式进入企业或同企业合作，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解决科技和教育体制上存在的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的问题”。《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育种机构改革有两条出路，一是自办企业，二是进入企业，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充分发挥品种和品牌的竞争优势。《种子法》也为育种科研单位放开搞活进入市场铺平了道路，但实施过程中遇到几个难题：一是资金不足。按照种子法规定，注册一家500万元的种子公司只能在省（区）较小范围内营销；注册一家3 000万元的种子公司又资力不及。二是科研单位面临体制改革，机构重组，部分应用研究学科要走向自办企业或进入企业，主管部门担心刚注册的种子公司来不及盈利就被剥离出去，国有资产岂不白白“流失”？但形势所迫，不进行改革，科研经费日益紧张，更多的育种家将被外企或民企“挖走”或自动地“跳槽”。

总体来说，育种体制改革滞后成为中国种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官员的决心，观念的转变，配套措施的到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四，民营种子产业喜逢春天

改革开放20多年，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补充成分”到“组成部分”再到“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宪法》中给予肯定。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和政策为民营种子企业提供发展机遇和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民营企业有着天生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竞争优势，特别是农民育种家领衔主办的种子企业，有资源、有品种、有网络、有市场，在中国农业生产和种业市场竞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新世纪，一批民营种子企业先后在各地挂牌亮相。民营种业的共同特点：一是都有一段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兢兢业业，白手起家。二是拥有基础种质和竞争品牌，占有一定的种子市场份额。三是农民企业家对国家有贡献也都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被选为各级党的代表、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各类荣誉桂冠，为他们从事育种研究和种子营销提供了方便条件。但民营种子企业多为家族企业，再发展遇到很多难题，需要处理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高速产权结构和选择接班人问题。

尽管问题很多，道路坎坷，但民营种子企业代表中国种子产业发展的方向，蕴含着中国种子产业发展的希望。他们抓住加入WTO的大好机遇，加强企业管理，充实基础种质，做大做强种业市场，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更多的种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会从未来中国资本市场这个大舞台上涌现出来。

专家认为，发达国家种子产业百年发展及其并购史，在未来5－10年的时间在中国可能重演并快速完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种子企业面临国外强势对手的竞争，大规模的并购整合有助于中国种子企业规模壮大，实现产业更替和升级，进而推动整个产业的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中国种子企业的竞争力。中国种业正处在一个不断集中、快速发展的变革时代，今后3－5年将出现大兼并、大改组、大联合、大发展的局面；5－10年种子公司将从遍地开花到百强竞雄到群雄争霸，最后可能只有7－8家或更多几家种业集团公司竞霸于中国种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