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里远处的那片白色建筑群是香港，镜头顺着深圳河揺过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市就是著名的深圳特区，画面里占显著位置的地方叫渔民村。每当说起改革开放提起深圳，人们的目光总要聚焦到这里。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现在我们的村民都搬到那些高楼大厦住了，过去我们这里都是鱼塘，养鱼的地方，鱼塘变成高楼大厦，你说变化大不大？
已过花甲之年的邓志标老人是渔民村老村主任。他告诉记者，渔民村是深圳市罗湖区最南边的一个小村，原村民只有191人，村民大多姓吴、姓邓。因为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又紧邻深圳火车站和深圳海关，所以被称为深圳金三角地带的黄金位置。现在随便找一户老渔民，家里的资产都已经超过1000万，他们刚来深圳时，一个人却连2平方米的栖身之地也没有。在将信将疑中，记者随机采访了一户姓吴的老渔民。
记者：现在住得很宽敞？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锦清：好宽敞，以前两个多平方，住在小船上，住四个人，1.5米宽5米长。
从老人口中得知，渔民村人最早是从东莞摇船漂泊大海，为躲避台风流浪到深圳河的打鱼人，他们一家一船，船即是家也是生产工具。上个世纪50年代，渔民来到深圳河边附城公社这个叫“犁尖头”的荒滩上，用竹子和茅草搭起水草寮棚开始了定居生活，形成了一个渔村，原来的犁尖头被改名为渔民村。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锦清：砍几个竹竿，竹竿做架子，草就盖在上面，就是这样。
吴锦清的妻子梁欢：好困难，我们以前好苦，总之苦得不得了。
他叫吴耀辉，现在家里有上千万元资产，但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全家七口人仍然住在一间三四十平米的房子里，靠父母捕鱼捞虾1年收入60多元维持生活。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以前买猪肉是要买肥的不要瘦的，要肥的榨油可以炒菜，因为没有油吃，那个米饭吃进去很快肚子就饿了。
1977年夏天吴耀辉高中毕业，为了让家人能吃饱肚子他回村参加劳动，就在这一年村里组织人与罗湖村合作养鱼，吴耀辉毫不犹豫报了名。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罗湖村出地我们出人，因为我们有技术，跟他们分成养鱼。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就我们广东来说就是养黄鲢、白鲢，还有一个鲤鱼还有一个鲮鱼。
吴耀辉每天凌晨4点起床，划船到养殖场，5点钟就开始了一天的劳动。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一天我们好像是挣工分8分。
记者：8分。
吴耀辉：8分。
就在中国南方这个小渔村为解决吃饭问题，与人热火朝天合作养鱼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政治气温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1978年12月18日，北京白雪皑皑，空气清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热烈而又轻松的气氛中召开。
邓小平：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邓小平说：“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块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号角在中国吹响。1979年，深圳市渔民村进行了一次村民选举，寻找有能力的人带领村民致富，生产队副队长邓志标被选为渔民村村主任。当上村主任后，邓志标做的第一件事是用合作养鱼积攒的集体资金买了一台推土机。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买推土机推鱼塘，买推土机的时候，第一个司机是我。
吴耀辉在邓志标的带领下，把村里的荒滩地全部推成了鱼塘，养鱼规模一下扩大了100多亩。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改革开放后，养鱼有饲料，吃饲料鱼长得快一点。
当时深圳养淡水鱼的人很少，渔民村的鱼根本不愁销路。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那个时候养1亩鱼，赚几百元钱。
养鱼成了渔民村的支柱产业，为渔民村积累了第一桶金。到1980年村里存款40多万元。有些村民认为穷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有钱了，应该分了改善生活，邓志标却坚决反对这么做。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我们老是这样说服他们，我们要考虑以后子子孙孙后代问题，现在分配给你们了，我们有东西要发展，钱从哪里来呀？
究竟怎么用这些钱发展经济呢？当时邓志标心里也没有底。
1979年，中共中央下发50号文件，确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当时中央给于特区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特区建设以吸收利用外资为主，经济所有制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结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对外商投资给予优惠和方便，这吸引了很多香港人来深圳投资建企业。1980年的深圳，到处是机械轰鸣声，到处是建设的大场面。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有拉沙的有拉泥的，汽车路过时风大，一吹就是满天灰尘，真真正正的，不是开玩笑。
那段时间邓志标一出门看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看得多了他竟然从中找到了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
当时深圳建设刚刚开始，建材需求量非常大，公路不发达很多建材必须通过水路运到深圳，船运变得很抢手。1980年夏天，邓志标决定投资20多万元，购买两艘货船专门搞运输，这个想法一出就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赞同。
记者：运输船主要做什么生意？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帮人家拉货，拉砖，建房子那种砖，拉碎石。
最初，邓志标只是带领村民给来深圳做建材生意的人，从东莞、中山等地运砖块和石料赚取运费。干了半月，邓志标逐渐摸清了砖块和石料的经销途径和利润空间，于是带领村民专门做起了砖块和石料生意。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这个砖我们买回来是几分钱一块，到这里卖0.1元、0.11元，碎石讲立方是几十元钱一立方。
1个月以后，邓志标又发现船运根本不能满足深圳对建材的需要，又投资20多万元购买旧汽车，成立汽车运输队，让一个叫吴惠权的人当队长。
记者：有多少辆车？
股份公司董事长吴惠权：车队当时大概有8辆车。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8吨跟12吨那种车，现在叫泥头车以前叫翻斗车。
村里的推土机司机吴耀辉，顺利成章进了汽车运输队。吴耀辉高中毕业结交面广，吴惠权特意安排他做机动司机，主要负责跑业务。
当时汽车运输队以运沙子为主，沙子来源于渔民村附近的深圳河。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我们用抽水一样的抽沙船把沙子抽上来，自己又拉出去找经纪人，帮我们推销，当时好像2元钱一立方请人抽上来。
记者：卖给建筑工地呢？
吴耀辉：十二三元钱一立方。
吴耀辉回忆说，销售一立方沙子至少有10元钱利润，为了挣钱大家都憋足了劲，汽车运输队经常通宵干活。
股份公司董事长吴惠权：在深圳大建设的时候，整个深圳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我们运沙子、运砖给他们的。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比如说国贸、国商、亚洲大酒店，包括深圳体育场都是我们供应的沙子。
当时渔民村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到了年底分钱。吴耀辉两个哥哥和妹妹在香港，姐姐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父母和他三个劳力，即便这样1981年他们家还是分到1万多元。
记者：那时候就成了万元户？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就是万元户了。
记者：万元户村里面多吗？
吴耀辉：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甘萍萍：万元户，两夫妇加起来就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所以我们很早，应该我们是1981年已经实现了万元户村了。
1981年6月29号，南方日报转载了一篇新华社记者，题为《去年我国涌现一大批富县、富队》的报道，报道中说：“广东省深圳市渔民村是1980年我国社员集体分配水平最高的队。”
有了钱，村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是住房问题。为了防止乱搭乱建，1981年秋天，村里按照一对夫妇一套住房的标准，每套投资2万多元，集体出钱，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为村民建新房。在村民的期盼中，1982年年初，33套，每套130多个平方的米色别墅式两层小洋楼建成。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抽签分房，抽签以后建筑款从分红里面抵扣。
到1984年，渔民村集体年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村民利用棚屋养鸡养鸭，每户一年增收1万多元，渔民村成了特区发展的一张成绩单。
1984年1月25日一早，渔民村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全村顿时紧张起来，村长邓志标一大早就被叫到了村委会。中午12点，邓志标发现远远的有一对汽车驶来，大家赶紧过去迎接。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我一看，邓伯伯来了，我非常感动。
邓志标说，这一幕他一辈子都不会忘。当时中间一辆中巴车门打开后，第一个出来的是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和蔼可亲，他的心却砰砰直跳很激动。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领导下车，我们的村长和书记才知道是邓小平来了。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作为我们一介平民，中央最高领导人来看我们了，你说激动不激动？我一激动鼻子一酸，眼泪流下来了。
邓志标珍藏着一张照片，他把这张照片视若珍宝，虽然般过好几次家，但是照片依然完好如初。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这张照片，我从小平同志来渔民村走了以后，过了一个多月，我托人从外面找回来的。
记者：哪一个是您呢？
邓志标：这个。
记者：这是您，这个照片我看你保存得很好。
邓志标：我还过了胶。
邓志标：我将来留给我的子孙。
记者：留给子孙的照片。
邓志标：还教育他们我曾经见过邓小平，邓小平同我握过手。
当天邓志标等人陪同邓小平参观了渔民村村委会、村文化活动室，又到村里转了一圈。当看到一座座村民的小楼后，邓小平说，能不能到村民家里看看。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最后就走进了我大伯的家里。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由我们村党支部书记向他汇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渔民村的变化。
村支书吴柏森带邓小平看了家里楼上楼下时尚的家用电器和家具，还告诉邓小平，自己每月收入500多元。邓小平听了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嘛！”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他对我们村党支部书记说：“你们现在有钱了都好了，家里什么都有了，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问我们村党支部书记，我们村党支部书记说：“要求不敢了，只是我有点怕”。小平同志说你怕什么？我怕党的政策会变。
吴柏森为什么突然问这样的问题？吴柏森已经去世，侄子吴颂球讲述了当时伯父的复杂心情。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有点担心的表情，因为他问到政策会不会变，因为生活逐步改善，怕政策改变。
邓小平听了吴柏森的突然发问，回答的却很幽默。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小平同志笑起来了，哈哈哈的笑起来了，他说：“党的政策肯定会变，只能向好的方面变，不会向坏的方面变”。他说了这句话以后，我们村党支部书记说那我们就放心了。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所以他非常开心跟我们讲，你们不用怕，好好读书，以后就有大的发展。
后来吴柏森的侄子吴颂球考上中山大学，成了渔民村第一个大学生。
去渔民村是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视察的一部分。此时的深圳已经由原先2万人的边陲小镇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经济特区，工农业总产值4年增长了10倍，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初见轮廓。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当时邓小平来了以后，报纸登了一下渔民村这里，好多其它省的都来这里参观，说改革开放第一个万元户村。
一时间，渔民村成了全国劳动致富的典范，邓小平的到来也让这里的人进一步放开了手脚。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小平同志来渔民村，所以渔民村的知名度比较好，香港的人要来投资要来搞来料加工厂，他指定要来渔民村。
当时深圳特区外商投资中港资占到70%以上，使深圳城市化快速发展，渔民村能养鱼的水面越来越少，货运生意竞争也很大，香港人的要求无疑成了渔民村向工业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
1985年，邓志标组织村民盖了一栋工业大厦，给外商提供厂房，介绍劳务，办理在内地办厂的一切事务，以投资方的形式先后吸引7个香港人来村里合办小型加工厂。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有一个搞表带，有一个搞手袋，有一个搞服装。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从企业从法律上说，我们双方都是投资者。
这个叫刘起棠的香港人是最早一批与渔民村合办工厂的，一见记者，刘起棠就很热情的介绍起，他们用罗布红麻纤维制作的新款服装。
刘起棠：这件衣服卖2380元钱，短袖的，而且是铁价不让。
刘起棠来渔民村合办服装加工厂，看重的是这里离香港近进购辅料方便，还有充足的劳动力。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效益我们是分享的，一句通俗的话就是水涨船高，花田公司的效益也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个股东的收入。
与香港人合办工厂，成了渔民村增收的一个途径，村民即是股东也可以参加劳动领工资，收入越来越高。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根据个人的持股量，2万左右，就是每个股东的年分红，平时他们还享受一些老人的补助，生活补贴。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那个时候就不是万元户是万元人了。
1989年，渔民村第一个大学生吴颂球毕业，他放弃了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作为村里引进的人才回村工作。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回来以后就被安排到工厂做厂长，工作主要是协作外商办理一些与政府有关系的工作，帮助他们方便他们投资。
然而，工作不久吴颂球就陷入一场“深圳姓资姓社”的思想漩涡之中。因为当时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中国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国内物价上涨幅度过高，不少人开始担心改革开放和特区的政策。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当时担心，就怕政策变回原来的样子，怕家里的资产被没收。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听到有些人讲深圳是姓社还是姓资。
当时吴颂球已经当了一年多时间厂长，整天与香港人打交道，在企业拿工资还分红收入比较高，所以更担心。就在渔民村人，深圳人在期待一个说法以正视听的时候。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再次乘专列抵达深圳。已经88岁的邓小平一到宾馆，就从房间出来，急着要看一看深圳有什么变化。
邓小平：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第二次他南巡的时候没有来我们村，他就说坚持100年不动摇，那句话是我们印象最深的，100年不动摇我们绝对不怕了。
1992年，深圳迎来大发展的第二个春天，这一年深圳市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渔民村人一夜之间成了城市居民。1992年11月28日，渔民村改制成“深圳市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全国第一批村办股份制公司之一，实现了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的转变，人们对邓志标的称呼也变了，叫他总经理。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把渔民村的所有资产都重新评估，评估了以后，把评估出来那个数字就做股。
当时渔民村总资产800多万元，包括一些厂房、小型加工厂和村里对外出租的物业及运输工具。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51%是集体的然后49%就是按照股，不管年龄大小都是同等的，前提是你参加了工作才有。
全村拥有股东资格的有90多人，吴颂球分到310股。第二年，吴颂球就领到了股份制以后第一次分红1万多元。
深圳的发展速度很快，上世纪90年代，各地聚集深圳的外来人口超过百万，到渔民村租房的人络绎不绝，村民为了增加房租收入，两层楼的基础加盖成五六层的出租屋，住户之间不是不见天，就是一线天的握手楼、亲嘴楼、拥抱楼。村里治安、消防隐患重重，渔民村变成了脏、乱、差的城中村典型。
物业公司副总经理段成文：连续多年都发生餐厅油烟着火。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你像这个样子怎么进救护车，刚好一个人跑过去。
就在此时，深圳市要建园林式、花园式国际大都市，旧城旧村成了困扰特区发展的难题。2000年，罗湖区把渔民村旧村改造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准备把渔民村打造成深圳市核心城区的精品住宅小区。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当时开很多会，搞这个旧城改造，每次都要我参加，因为我说一句话好过他们说十句。
那么，旧村究竟该怎么改造呢？当时邓志标和渔丰公司董事长吴惠权等人与村民反复商量，最后决定自筹资金1亿多元，把旧村房子全部拆掉，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分配，重建渔民新村。
2001年8月1日，在一场大雨中，渔民村旧村改造开始，从此拉开了深圳市旧村改造的序幕。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为深圳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示范市做出渔民村应有的贡献。
股份公司董事长吴惠权：有一些是危房，不通过改造太乱太臭了，如果人家来到深圳还有这些村，跟我们深圳经济特区不吻合。
三年后，改造后的渔民村成了一个“花园式”的住宅小区，有11栋12层的住宅楼和1栋20层的综合楼。2004年8月，1360套单元房，通过抽签分到业主手中，像邓志标这样的老渔民每户分到30多套总面积1320平米的新房。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它的格局是这里一户，这里一户，这里一户，是三户。
不同朝向、不同位置，租金肯定不同，房主自己定价容易产生矛盾。邓志标等人想了一个办法，成立物业公司让吴颂球当总经理，由物业公司定租金数额统一收取租金，扣除银行贷款后再返还给村民。
物业公司副总经理段成文：现在我们的出租率一直保持在100%。
物业公司员工邓国华：建成到现在差不多有4年了，是零案件发生。
生在80后，大学毕业就回村工作的邓国华告诉记者，因为渔民新村文化、休闲、娱乐设施齐全，居住环境好，所以吸引了6000多人长期居住，其中香港人占三分之一。
记者：怎么想着在这个地方住呢？
租房户屠中天：这个地方好啊。
租房户陈铃：治安好，不杂乱，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夜生活，我觉得挺好。
租房户谢月媚：有个小公园小孩玩的很舒服，上班离关口也比较近。
2008年渔民村集体资产已经有1.9亿元。靠出租房屋，一户老渔民家庭每月收入3万多元，年底还有股份分红，一年收入30多万元。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我们从建到建好落成，一栋业主的投资超过350万元，那么现在的楼值多少钱呢，根据市场初步估计肯定超过上千万。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现在我想这些就靠党的政策，靠邓小平，因为有邓小平和党的政策的允许，我们才有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