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鹤

农业部“百乡万户调查”活动已连续搞了两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年的“百乡万户调查”活动于2月25日正式启动。来自农业部机关和部属事业单位的108名干部和科技人员，分赴全国27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驻乡进村入户调查。本报赴山西调查组成员、实习记者白云鹤，带您一同行进山西，感受最直接的基层调研、体验最新鲜的农村生活。

告别了元宵夜的灯火辉煌和喜庆热闹，今早的北京城显得分外安宁。

正月十六早晨，农业部百乡万户调查组第十六组一行4人登上了G91次高铁，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离京赶赴山西，山西调查组正式出征。

早在春节前几天得知自己将参加农业部“百乡万户调查”活动赴外地察民情、听民意时，既激动又惊慌，激动的是自己终于有机会到基层走一走，可对自己能否胜任30天连轴转地走家串户任务心里打鼓，于是春节过得也并不尽兴，总有一份隐忧。

2月20日，百乡万户山西调查组第一次碰头会在组长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副司长刘恒新的办公室举行，调查组4位成员围坐在一张茶几旁，组长刘恒新和联络员生产管理处处长李斯华对临行前几天的任务做了部署，并初步确定了我们即将驻扎的地方。看得出来，大家都想以最充足的准备去迎接这场意义非凡的挑战。于是，研读“十八大”内容、一号文件、部长动员讲话和去年“百乡万户调查”的各种材料就成为了那几天最重要的生活内容。

11点整，我们的双脚踏在了山西的土地上。呼吸到山西第一口空气时，早前不安的心突然有底了——闭门造车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用双脚丈量农村土地，双耳倾听基层声音，双眼发现农村变化才是这次活动的意义所在。

简单地吃过自助餐后，大家便各自休整，以迎接下午山西调查组的首次座谈会。从补贴落实情况到春防工作，从农机化发展形势到农机社会化服务，从土地流转和仲裁到农产品加工的发展，从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到农业生产经营形势的不断创新，3个小时的脑力激荡让调查组对山西的农业农村状况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晚上9点，组员们又凑在一起，交流调研成果、分享工作体会并初步确定了把第一周的调研重点放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和保护性耕作等方面。

第一天在凌晨1点钟悄悄结束了。

早7点57分，我们驱车赶往第一个调研驻地——长治市屯留县，沿途大雾弥漫，能见度不到10米，原本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却在迷雾和隧道中摸索前行了3个小时。行进许久，终于看到了一栋栋二层小楼和偶尔闪现的高层楼房——屯留县，我们来了！看到调查组成员个个风尘仆仆，县长动情地说：“感谢农业部调查组，还没出正月就来基层调研，为农民谋福利，我们很是感动啊。”

这时已是中午11点，来不及休息，我们便与屯留县县长、县农委主任等相关人员展开座谈，初步了解了屯留县农业农村发展现状和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下午，调查组进入屯留县麟绛镇西街村，向20余名村干部及村民发放了调查问卷。为了让农民更轻松地填写这份问卷，我们确定了一套工作流程：先讲解、再填写，同时与别的村民座谈。别看问卷只有四张纸，却凝结着调查组成员的很多心血，在内容设置上既怕问题太多，农民不愿意填写，又要避免问题太少而达不到调研的目的。经过5、6次的反复修改，一份相对全面、简洁的调查问卷才得以形成。但农民会不会领这一份情，能不能认真填写问卷呢？大家心里都有些忐忑。果真，很多村民不愿意填写自家的收入情况，一问情况，都说自家平常不记账，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但我们知道，这是村民怕信息泄露，不放心。于是耐心给他们讲解，以求问卷达到最好的调查效果。

一边做问卷，一边与村民拉家常，聊聊你家今年种了多少亩地，他家几口人，孩子工作了没有，补贴都到位了吗，生活上还有些什么困难等等，小小的会议室里，不一会就人声鼎沸，气氛越来越热烈。坐在人群中间的胡中堂最先打开话匣子，他是村里的老片长，儿子儿媳都去外面打工，家里这两亩七分地，就靠老俩口打理。坐在他身旁的孙晓亮则告诉调查组，自己家根本就不种地，都靠自己联系货车跑运输挣钱，孩子们都在上学，生活过得也挺滋润。此时乡亲们打趣地说：“这可是我们村的农民经纪人呢。”紧接着养猪大户刘保红、开红瓦场的赵文堂、在大棚里种芹菜的大姐等村民，一一谈了自家的生活状态。

经调查发现，西街村并不是传统的农业村，而是城镇化发展非常快的城乡结合部，村民均以打工、经商为生，600户村民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纯农业户，而且就在调研组所在的会议室背后，就是西街村村民所居住的三栋楼房，经济条件好不说自现。但仍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首先，百姓对国家政策都很满意，但仍希望国家加大补贴力度。很多村民反映，国家补贴的钱都打到了一卡通里，但他们通常不去取，他们认为虽然补贴额度在增长，但速度远不及农资和作业价格增长快，百八十块钱不足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大问题。其次，“今后土地谁来种”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下到基层后，对此感受更加真切，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村民认为“光靠种地几辈子也翻不了身”，出去打工挣得多，还不操心，干活又体面。务农人员老龄化问题凸显，“谁来种地”，是严峻又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挑战。

按照山西农村的习俗，没有出正月就还算是过年。据当地人介绍，村民们常常8点钟才起床、9点左右吃早饭。调查组为了不给村民添麻烦，根据他们的作息规律设定了行程。

9点30分，我们到达屯留县刘家坪村村委会所在地。

据村支书张宝宾介绍，刘家坪村有250户人家，1281亩耕地，与昨天的情况类似，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出去务工了，建筑和煤矿工程的工头儿们，正月初六便带着60多人陆续离开本村，支撑他们离开“老婆孩子热炕头”在正月出行的重要原因是每人每月4000—5000元的固定收入。

男性挣钱养家似乎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约定俗成的规矩，在农村，家里男人是顶梁柱的现象更为常见，但是在刘家坪村，妇女们也大步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村妇女主任告诉调查组：现在妇女们的思想转变了，宁愿只收200元便把土地租出去，早起去县城做小时工或洗碗工，也不愿在家种地。

以刘家坪村为代表的很多村落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同样是土地，耕地和宅基地享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很多农民认为打工更赚钱，于是转让或放弃了自己的耕地，但另外一群村民却为着孩子结婚没有新房的事儿而苦恼。记者了解到，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公民个人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土地都在个人手里，宅基地指标申请从未结束，关于土地的纠纷也不曾停止。

有了昨天的经验，调查组今天的收获显然更多。除了跟村民交流深松作业、田地施肥、作业补贴、文化卫生、农资价格、畜牧养殖等情况，调查组还深入走访了两家合作社——永丰农机合作社和新泽农机合作社。

永丰农机合作社其实更像是一个农机大户，社内24台大中型农机具全部是合作社理事长徐海龙一个人的。调查组的车还未走到徐家大门口，路便被两辆建筑用车堵住了，一问才知道，这也是徐海龙的车。徐海龙反复跟调查组反映：“农机户为老百姓做了很大贡献，但老百姓不买账，我赔钱，他还说我挣得太多，我现在只能用工程机械来养司机，让司机在农忙时节再搞农业。”

虽说对合作社运营各有方法，但在调查组看来，新泽农机合作社不但解决了合作社不挣钱的困难，还走出了一条可以规范、长久发展的新道路。

刚走进合作社大门，就是一片气派景象，10余个大车库里整洁地排放着各类机具，一趟洁白的平房窗明几净，办公室里的摆设也简约、有序。墙壁上挂着合作社机务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展示牌，但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社内农机服务价格和作业服务项目，机耕、秸秆还田、旋耕、深松、机播、收获、植物挖掘的价格标注十分明确。在与赵景新聊天过程中，调查组注意到了“5”和“65”这两个关键数字。原来，新泽农机合作社成立之初是由赵新景等5人共同发起的，以这样的方式组建合作社不但能够连片作业、降低作业成本，还可以承接一部分国家扶持项目，比如深松；此外，也给其他社员提供了维修场地，可谓一举多得。许多没有入户的村民要想在这放一放机具，赵景新也从不收钱，这样不但自己得了实惠，也方便了他人。而“65”更有讲究，65位社员以土地入社，他们把600亩地都流转给了合作社，虽然没有分红，但作业时每亩能够减免2元，合作社和农户各得实惠。目前，合作社正在不断发展，更多的村民都准备加入这个合作共赢的组织里。

“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1点吧。你呢？”

“差不多。”

头两天，早上见面时我们都是这么打招呼的，但是今天却没有人再提起了。每天早上5、6点起床，每天晚上1、2点睡觉，大家眼里的血丝已经说明了一切。

来到山西的第4天，调查组成员将和屯留县农经局、农委、农机局、农广校、土肥站等对口工作人员进行座谈。早上8点30分，调查组便出现在了农业局办公大楼。在楼梯口，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装的半满的塑料袋，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从农户土地上采集的土壤标本，过几天要打碎研磨，最后化验，根据化验结果，帮助农民选择适合自家地块的肥料。为把测土配方施肥在全县推广，屯留县建立了土肥服务测配中心，深入乡村进行土壤取样化验，根据检测结果，进行配方。近几年，每年采集土样1000份，化验数据4000个，印发施肥技术资料2万份。

伴随着工作人员介绍，我们走进了会议室，开始了新一天的头脑风暴。每听取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后，组长刘恒新都会对资金落实、工作方法、人员属性等相关问题进行集中提问以便调查组能够深入了解。巨大的信息量让人应接不暇，但他却能迅速反应，并对基层工作人员的困惑一一解答。我突然明白了，这次活动的目的，不仅是要调研农村情况，也是在宣讲中央政策、锻炼干部能力呀！看来年轻干部的学习之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