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生态之道　得鱼水共欢

——我国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行动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在新时代，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必须要正确处理好鱼水关系，加快恢复江河湖海的鱼类资源。

　　文明源于江河，水运连着国运。千百年来，人在岸上走，鱼在水中游，鱼水共欢、人水和谐，构筑起一幅幅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

　　2021年12月10日，农业农村部、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2021年长江水生生物科学增殖放流活动，在芜湖市江段，放流中华鲟、胭脂鱼等珍贵濒危鱼类和青鱼、长吻鮠等长江重要鱼类10万余尾。主办方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保护好中华民族母亲河；要利用好长江十年禁渔重要窗口期，以恢复生物多样性为目标，多措并举强化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

　　增殖放流，是采用人工方式，通过放流、底播、移植等方式，向海洋、江河、湖泊、水库等天然水域投放水生生物苗种或亲体。进入21世纪以来，江河湖海鱼类资源衰退的形势日趋严峻，渔业科学家建议加大增殖放流力度，以恢复和补充水生生物数量和群落结构，进而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2006年2月14日，国务院印发《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将增殖放流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并进行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十几年来，我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行动深入开展，放流规模和社会参与度持续扩大。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投入资金50余亿元，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900多亿单位，各地共举办各类增殖放流活动万余次，广大渔民群众、在校学生、热心市民、宗教人士等社会各界积极加入。放流水域遍及我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库和近海海域，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每年的6月6日“放鱼日”已然约定俗成，增殖放流已成为群众性生态文明建设活动。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十四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目标指向“科学规范，提质增效”，围绕渔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引导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科学、规范、有序开展。

　　以水养鱼，以鱼养水，才能构筑鱼水共欢的生态系统，进而构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

　　世纪之交，云南昆明的滇池，曾遭遇严重水体污染，当地百姓称“池水可以直接用来为房屋墙体刷漆”。著名风景区大煞风景，“滇池治污”牵动了当地政府与社会各界。

　　渔业科技人员提出对策：向水体投放一定量草鱼、花白鲢等滤食性鱼类，抑制水葫芦、水草的快速繁衍，堵住湖体自身污染源，辅之以面源污染治理。经过多年实践后，治理效果明显，形成一套天然水体污染解决方案。此后十余年，滇池清水再次倒映出西山美景，红嘴鸥又在池边翩翩起舞。

　　水能养鱼，鱼也能养水。向天然水域、大水体人工投放鱼苗，以净化水质，渐渐成为共识。鱼水共生、鱼水共欢，历来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态统一体。

　　2021年11月18日，在南水北调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增殖放流活动将150万尾优质鱼苗放归库中，水库鱼类家族再添新生力量。按照计划，2021年度共放流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中华倒刺鲃、鳊鱼等13种鱼种325万尾。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等主办方介绍，此举将进一步改善库区水生态环境，为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从2003年开始，在南水北调的终端蓄水地——北京密云水库，作为首都最大的饮用水源供应地，政府每年都会拨款购买鲢鱼、鳙鱼、鲂鱼等鱼苗，由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负责向密云水库投放，用以消减密云水库水体的营养负荷，保护“生命之水”。库区水质一直保持在国家二类标准以上。

　　科学地确定放流鱼种品种与数量比例，能够使水体各类营养物质得到合理利用，提高非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转化速率，建立水体生态系统良性动态平衡，避免富营养化。滤藻鱼类通过下行效应，控制水华蓝藻的密度，平衡碳、氮、磷含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启升认为，水生生物有一种碳汇作用，水生生物包括鱼类、贝类和藻类，可以吸收水中的二氧化碳，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可以分解到水里面去，可以间接起到减排的作用，这是水生生物非常独特的作用。

　　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考察，了解“以水养鱼、以鱼活水”的成功做法，亲临热火朝天的撒网捕鱼现场，强调“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嘱托当地干部群众“一定要守住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21世纪以来，查干湖渔场大力发展“鲢鳙养水”的生态渔业，坚持增殖放流，科学投放鱼苗；坚持人放天养，不搞围湖养殖；坚持有序捕捞，做到收放自如。每年春季投苗时按照“一草带三鲢”比例，放流量达1000万尾。近年来每年渔获量已达6000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渔业加快转型升级、走高质量绿色发展路子，大水面渔业通过以鱼控水、以鱼控藻，恰恰是“生物防控”、优化水域环境的科学举措，已成为国内外大湖治理的普遍做法。

　　浙江千岛湖水域，从2000年起逐年加大渔业资源放流力度，共投放各类鱼苗超过7亿尾，形成了以鲢、鳙、花鱼骨、黄尾密鲴、细鳞斜颌鲴等洁水品种为主，光唇鱼等土著鱼类为辅的放流模式，大湖水质常年保持着国家一类水质的标准。2019年9月，农业农村部“大水面生态渔业领导小组”在浙江德清现场会，向全国推广千岛湖的“大头鱼保水、小头鱼治水”的生态渔业模式。

　　2021年11月22日，“千岛湖迎亚运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在淳安县金山鱼湾举行，2万尾鲢鱼、2万尾三角鲂和1万只中华鳖，顺着放生槽，欢快游入碧湖。此次增殖放流以“迎亚运”之名，别具新意。到今年9月份杭州亚运会开幕的时候，投下去的幼鱼长成后，可能会端上亚运餐桌；而在它们的生长期，不自觉中发挥净化水质的功效，代表着鱼类为亚运水上项目做贡献。

　　通过增殖放流补充鱼类种苗，恢复渔业资源，促进濒危珍稀物种与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现实所迫也是科学之举

　　2021年1月1日，对于长江流域世代捕鱼为生的渔民而言，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从这天起，他们正式告别渔船，洗脚上岸，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长江十年禁捕正式启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新时代的长江故事，正在翻开崭新篇章。

　　共抓长江大保护，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渔业捕捞等生产活动从长江中退出，为长江鱼类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机会。与此同时，划定鱼类自然保护区、开展人工繁育与增殖放流等一系列举措，建管并重，才能切实维护和恢复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

　　从2017年起，农业农村部部署启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与环境专项调查，力图摸清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家底”。专项调查首席科学家、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说，这次科考历时3年，得出的数据让人震惊，历史上长江水系共分布有鱼类435种，但调查仅采集到鱼类318种；长江中“四大家鱼”的鱼苗出生量锐减90％以上。“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认为，渔业资源的衰退，是整个长江生态环境退化的晴雨表。假如鱼类资源的低端塌陷、底座不稳的时候，整个生物链条可能断裂，整个生态系统面临危机。

　　在长江流域170多种特有鱼类中，Ⅰ级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占我国淡水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的2/3，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濒危鱼类物种高达92种。通过增殖放流补充长江鱼类种苗、恢复水生生物资源总量，是科学决断也是现实所迫。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部联合沿江11个省（区、市）政府，在干支流、通江湖泊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长江渔业资源增殖活动，累计放流鱼苗400亿尾。农业农村部牵头实施《长江鲟（达氏鲟）拯救行动计划（2018-2035）》以自然种群重建为核心，通过人工增殖放流、栖息地保护和修复及原种保存等行动方案，努力重建和恢复长江鲟野生种群。

　　2021年10月，三峡集团金沙江珍稀特有鱼类秋季放流活动在四川宜宾市举行，共有约30万尾、6种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在连续3个周日内被放流。放流品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长薄鳅、岩原鲤、圆口铜鱼，以及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厚颌鲂。其中30厘米以上长江鲟放流数量为5万尾，是国内大规格长江鲟放流规模最大的一次。

　　向长江水域投放人工繁育的苗种，以改善水生生物种群结构、挽救濒危物种，我国的鱼类科学家为之付出了不懈努力。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所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等加大科技投入，在长江珍稀特有鱼类的人工繁育技术攻关、集约化苗种培育技术攻关、监测技术和种群梯队的系统化构建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已成功掌握中华鲟、长江鲟、圆口铜鱼等10余种长江珍稀特有鱼类人工繁育技术。

　　2021年，中国水科院长江水产所的10万尾中华鲟仔鱼成功破膜孵化，标志着中华鲟全人工繁育技术进一步成熟。中华鲟是地球上与恐龙一样古老的脊椎动物，距今有一亿四千万年的历史，人们共同守护“长江鱼王”，绝不能让其变成下一个“长江化石”。

　　持续大规模的增殖放流行动，在长江全流域累计放流长江珍稀特有鱼类千余万尾，常规经济鱼类增殖数量则以数百亿尾计。调查监测效果显示：部分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野外资源数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回升；长江江苏和安徽段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中华绒螯蟹群体。

　　全国各地江河湖库持续的增殖放流，同样效果明显：

　　吉林省连续11年向图们江放流大麻哈鱼，累计投放量达到700多万尾，图们江、鸭绿江等自然水域大麻哈鱼明显恢复，稳固和提升了我国大麻哈鱼“鱼源国”地位；

　　新疆博斯腾湖的扁吻鱼20世纪末基本绝迹，现在连续多年回捕到放流个体，湖中重新形成扁吻鱼自然繁殖种群；

　　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目前已达10万吨，比实施增殖放流前增长近39倍。据专家测算，增殖放流对青海湖裸鲤资源恢复的贡献率达到25％；

　　陕西省境内渭河、汉江、丹江、嘉陵江、泾河、延河、黄河等主要河流连年放流，大鲵、秦岭细鳞鲑等濒危品种“解除警报”；

　　安徽省黄山市沿黄山周边峡谷溪流中，近年均发现大鲵，大鲵自然种群数量得到初步恢复。

　　舌尖上的中国，无鱼不成席。稳定菜篮子与水产品供给，增加渔业效益和渔民收入，也是必须考虑的经济账、民生账

　　安徽省阜南县的王家坝水库，因地处淮河流域泄洪的关键河段而闻名。而该处河道还曾经盛产“橄榄蛏蚌”，有着“淮河小鲍鱼”美誉。每年清明节前后，是橄榄蛏蚌传统的消费旺季，然而多年水患加之过度捕捞、非法捕捞，使得这一淡水贝类濒临灭绝。

　　淮河阜南段橄榄蛏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于2016年11月30日经原农业部批准建立，阜南段全长70公里，橄榄蛏蚌为主要保护对象。阜阳市、阜南县依托保护区建设，加大鱼类资源养护力度，连年开展橄榄蛏蚌底播增殖，2021年11月17日又增殖放流橄榄蛏蚌8万多只。当地群众雀跃“曾经的美味，又要回来啦！”保护区内屡遭洪水毁坏的水域生态环境，也得以有效修复。

　　舌尖上的中国，无鱼不成席。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我国成功解决城乡居民“吃鱼难”以来，长期保持国内水产品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保障我国农产品市场供给和食物安全、有效改善城乡居民营养膳食结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我国渔业逐步实现“以捕为主”向“以养为主”、由传统渔业向生态渔业的转型升级。2020年6500多万吨的水产品总产量中，捕捞产品仅占比20％。正因为如此，河鲜、江鲜、海鲜在普通百姓的餐桌上，更显分量与珍贵，其价格也优于养殖品种。

　　中国水科院长江所自2010年以来，在长江中游投放四大家鱼原种亲本，补充繁殖亲本数量。根据往年监测数据，长江监利段四大家鱼苗种发生量，由2009年0.4亿尾恢复到2019年22亿尾，为三峡大坝截流后的最高水平。

　　中华绒螯蟹俗称“大闸蟹”，虽在淡水里生长，却要在咸淡水生境中繁殖后代，长江口区域所在的九段沙水域为其主要产卵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长江口大闸蟹年产卵量高达50吨左右，进入2000年后只有数吨。从2003年开始，中国水科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在长江口大量增殖放流大闸蟹，十多年中增殖数量超过200万只。目前大闸蟹的产卵范围已经超过200多公里，枯竭二十年之久的长江口亲蟹和蟹苗均恢复至历史最好水平，黄浦江中重现大量野生大闸蟹。

　　耕海万顷，更要养海万年。20世纪90年代，曾是东海四大经济鱼类之一的大黄鱼几乎在舟山海域绝迹。2000年前后，舟山海域开始增殖放流大黄鱼，以及厚壳贻贝、海蜇、乌贼、黑鲷等，累计百亿尾。此后舟山渔民逐渐能够捕捞到大黄鱼，其他渔业资源也正在逐渐恢复，已经绝迹近20年的曼氏无针乌贼，也重新回到百姓餐桌。

　　厚待大海，就是厚待自己。今年1月中旬，有媒体刊发题为《消失的大黄鱼又回来了》的报道，船老大林海平和渔民杨天胜激动地讲述：1月14日晚上8点多，他们在东海165海区作业。一次寻常的起网让船员们惊呆了，只见网里金灿灿一片，“咕咕咕”叫成一团。“入眼的基本都是大黄鱼。”“这一网160箱，除了小部分鲳鱼、乌贼外，共有2450公斤的野生大黄鱼，大部分都是1公斤重的，最大的有2公斤多。”按照时下的行情，算算账，价值957万元。

　　“十三五”期间，我国黄海海域继续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同时，累计放流各类水产苗种400多亿尾，促进了黄海经济鱼类种群资源恢复，大大增加渔民收入和渔业效益。据科研单位监测显示，渤海和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曾经消失的中国对虾、海蜇、梭子蟹等秋季渔汛又重新形成。2016-2018年，山东省近海中国对虾资源量达4500吨左右，基本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2020年，辽东湾中国对虾回捕总产量为678吨，产值2亿元。

　　多年来，回捕中国对虾、梭子蟹、海蜇等重要增殖资源，已成为山东省中小马力渔船约60万渔民秋汛的主要生产门路，沿岸渔民回捕增殖资源收入约占全年总收入的2/3。在政府增殖放流项目的辐射带动作用下，山东省群众性底播增殖面积达10万公顷，每年底播增殖贝类、海珍品等水产苗种约1500亿粒，年产量约45万吨，年产值达210亿元。

　　辽宁、河北、山东等沿海各地，大规模定点放流恋礁性鱼类有力推动了休闲海钓、渔事体验，拉动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综合经济收入是鱼品自身价值的许多倍，“一条鱼”产生了“多条鱼”的价值，促进了现代渔业提质增效，“渔家乐”成为海岸线上的另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