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刘固，遇上有机“合伙人”

　　李卫（左）和川崎广人（右）。　受访者供图

　　学员们在接受简易有机堆肥制作培训。　韩啸　摄

　　践行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本身就是困难的。尤其对于已经没有什么年轻人务农的小刘固来说，有机循环农业在这里显得陌生、无趣。

　　川崎成为“网红”的过程，有点传奇。

　　2015年9月，河南省原阳县官厂镇一个叫小刘固的村子里，一位农妇被醉酒的丈夫家暴，大半夜跑进村头的农场“避难”。她丈夫得知后，满身酒气地闯进来，把办公用的电脑、电话、打印机砸了个稀巴烂，还扬言要揍在农场打工的川崎。

　　骚扰持续了好几天，把这个69岁的日本老头着实吓得不轻。他咽不下这口气，就在只有300个粉丝的微博上发起了牢骚，文字蹩脚但充满愤怒：“农村女人不被法律保佑吗？”

　　没想到这条微博在舆论场里迅速发酵，当天就被转发6000多次，300万的曝光量让他第一次有了人气。

　　从那以后，很多人知道了这个爱管闲事的日本老头，网络上开始流传他“戴着迷彩帽，身着蓝色连体工装，眯缝着小眼睛”的形象，也好奇他在中国偏僻农村待了8年的故事。

　　现在，76岁的川崎广人即将迎来在小刘固农场的第9个中国春节。他的老板是郑州人李卫，两个人一起做了8年的事，叫做有机循环农业。

　　“都不知道当初图个啥”

　　指针拨回8年前，那时候，李卫的农场一片落魄。

　　“地里的野草高过人头，猪圈里到处是垃圾，干了几年的工人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这段往事成了李卫惯用的伏笔，只要聊起过去，就怎么都绕不开，“当年农场啥都没了，川崎老师还是留下来，不然哪有现在。”

　　2006年，李卫的父亲李敬斋从河南省农业厅退休，乡情难了，就回村办起了养猪场，当地人至今还把这里称为“猪场”。2010年李敬斋因病离去，女儿李卫只好硬着头皮把“猪场”接过来，辞掉了河南日报体制内的工作，专心务农。后来她又包下了附近400多亩地，打算发展有机蔬菜。

　　“我想按自己的想法改造农场，至少用了有机肥，地里没那么臭了。”虽然在郑州长大，但李卫知道小刘固才是父亲一生最挂念的地方。每次看到村子里污水横流，化肥农药瓶子随意扔在田里，空气中弥漫着生粪的臭味，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

　　可老天偏不垂怜，诡魅的“猪周期”和菜价波动让她懵了圈，尤其是做有机，投入高、回报难。黄河滩风大，农场的大棚一晚上被掀翻好几个，手里的钱也断了，各种打击像商量好似地接踵而至。到了2013年，农场赔了个精光，几个投资人也翻了脸。

　　“欠了一屁股账，把郑州的房子都卖了。”那时候，她经常一个人呆在“猪场”的断壁残垣里，心里全是悔恨：“都不知道当初图个啥。”

　　2013年末，有朋友给李卫推荐了一个日本农业专家，说是研究种养循环很有一套，关键是“不要钱，就是做推广”。

　　李卫赶紧去翻这个专家的微博，好家伙，写了3400多条！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看完心里直犯嘀咕：“咋还会有这种人？”思量左右，还是发了邮件，说自己农场遇到困难，想邀请专家过来重建。可心里终归是没底——这两年干农场就没顺过，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把一个60多岁的日本老头请过来，靠谱吗？

　　“一个必定会优先考虑价值和生存意义的人”

　　2009年，川崎受邀到青岛农业大学访问，尝试在中国农村或大学建立类似消费者合作社的组织。虽最终未能落地，但在中国一年多的生活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川崎曾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青岛农村仍普遍使用生粪，非常臭，不利于作物生长，而且容易引发病虫害……过度使用化学肥料，又有太多农药，农产品不好吃，价格低廉……”

　　在他印象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有机农业运动对几代人都造成了影响，政府出台《农药取缔法》和《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牛粪、猪粪等牲畜粪不允许直接排放，要集中处理做成有机肥。“东京中央政府投资50％、岩手县25％、盛冈市12.5％、潼沢町＋合作社12.5％，有机肥免费使用……”

　　这串数字川崎至今烂熟于心。对他而言，青岛的经历是场精神上的探险，遭遇观念冲击后又找到归宿。他坚信一个拥有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度，人、畜排泄物值得被科学处理并创造价值，保护土壤、水源和空气是农业的一部分，属于“不必讨论”的应然范畴。而接近这一伟大目标的不二法门，就是有机循环农业。

　　岩手县“消合”负责人加藤善正回忆，川崎是“一个必定会优先考虑价值和生存意义的人”，推广有机农业，让他平庸的人生有了光亮。

　　“日本老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没有尊严，无事可做，等待死亡。”每次说到这里，川崎都会把脑袋向后仰起，双手举高、两眼白翻，一副老年痴呆的样子。

　　那几年，他定下每天学会60个汉字的目标，跑遍了身边的农场、合作社研究日式堆肥，并翻译农业论文攒下20万元人民币。到了2013年，川崎拖着30公斤的行李，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抛妻弃子”，又一次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下辈子也不想见到他”

　　在川崎的“云游万里中华”计划里，他的足迹掠过了山东、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内蒙古等地的近百个村庄和农场。他不停地讲课，一瓶咖色堆肥颗粒从不离身：“环保、干净，没有味道，牲畜都能吃”“要建立家畜-粪尿-堆肥液肥-作物的体系”。除了这些说辞，他更希望能有农场实践他的技术和理念，“不要工资，关键是实践堆肥，给我饭吃就可以。”

　　在甘肃天水，川崎遇到了和他“臭”味相投的马桶商人陈向阳——一个对“粪便”也有疯狂执念的人。为推广“源分离式电马桶”，陈向阳每个月从深圳坐30个小时火车到鄂尔多斯，就为帮客户倒马桶。

　　“日式堆肥就是把牲畜、人的粪尿，植物残体，加上米糠、发酵粉、酒渣等通过高温发酵制成堆肥，避免土壤板结、营养流失。”在2013年一次活动中，川崎的理念打动了陈向阳，他明白生态厕所难以推广的原因就是成本高企，而这种堆肥方式能让粪便创造价值。

　　两人一拍即合，陈向阳聘川崎为技术顾问，成立潘集寨最甜苹果农民专业合作社，将生粪收集起来做堆肥种苹果。

　　然而短暂的合作以失败告终，双方各执一词：川崎的工作签证一直没批下来，这让他感觉受到冒犯；关键是“苹果面积只有几十亩，我的技术对此无益。”

　　陈向阳更是一肚子气：天水是军事重地，签证办不下来谁也没办法；他每月都会支付川崎生活费，但却没有任何回报。

　　最后陈向阳撂下狠话：“川崎是个好人，但我下辈子也不想再见到他。”

　　后来，川崎的云游变得惨淡无光，做过除草工、睡过大通铺，在北京一个月200元的工作都没人要他，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听他课的人不少，可真愿意合作的人，几乎没有。

　　到2013年末，川崎身上只剩6000元，就是张回国的机票。看了李卫发来的邮件，知道那边有猪场，能做堆肥，心想或许还能重建循环农业，于是接受了邀请。

　　2014年1月14日已临近春节，川崎顶着寒风奔赴小刘固。一路上，他不仅感受到了黄河大堤的一路颠簸，还有三轮车司机老曹的一身怨气。

　　“就不想拉这个活，路难走，那个日本老头像要饭的一样，浑身粪味。”老曹回忆。谁曾想，几年后他也鸟枪换炮，成为农场的专职出租车司机，是川崎嘴里“可以信赖的人”。现在老曹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接送全国各地到小刘固“朝拜”的人。

　　那一刻，她觉得这再不是个简单的生意了

　　没工资也没合同，只有农场的小屋和李卫亲戚家的一日三餐，川崎就这样度过了2014年的春节。那段时间，他每天像打了鸡血似地工作，14个小时耗在地里研究土壤，从附近收来猪粪、鸭粪和牛粪做成堆肥，并通过电子邮件“汇报”给李卫：

　　“这边棚子土壤没有微生物痕迹。循环农业是给土壤堆肥，让土壤里微生物丰富，应该整年栽培使土壤更肥沃。我希望在您的农园介绍土壤肥沃的方式。”

　　“我这4天给棚子一面施液肥，观察蔬菜，今天都还没有显眼效果。我期望一周后可以看到显眼效果。”

　　“李卫董事长，你好。我爱这地方，请你看我写的计划。”

　　“春节今天结束了。我盼望与您见面。”

　　谁曾想这些邮件都发到了李卫以前的工作邮箱，等她看到时，川崎已继续“云游”去了。李卫瞬间“破防”，眼泪哗哗。她说自己做过很多决定，最笃定的一个，就是把川崎请回小刘固。

　　于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农场进入了“3.0”阶段，刻意和不刻意的改变陆续上演。李卫首先被要求搬回农场住，理由是共产党员就要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一刻，她觉得这再不是个简单的生意了。

　　每天一早，两人就在农场门口等着开小型翻斗车的农民送来新鲜鸭粪，“粪香”一到，准能看到满脸堆笑的川崎在念叨：“粪便是宝贝，是人民币和财富。”

　　然后农场员工再用铲车把鸭粪、牛粪，以及米糠、蘑菇渣、贝壳、海藻泥、发酵菌混合加水、搅拌；两三天后温度开始升高，他们用温度计记录每天的变化，最高能达65—70℃；隔几天温度降低了要再加水，配合鼓风机充分发酵。加了五六次水后温度不再升高，生粪的臭味完全消失，堆肥即成功了。一般来说，鸭粪发酵需要2—3个月，牛、猪粪需要6个月到1年。

　　“看多了，心里全是敬畏。就像小宝宝似地一点点长大。”李卫再不是刚辞职时的“二把刀”，“不管是温室还是露地栽培，植物发病70％原因是因为土壤里的有害菌。”

　　即使对土壤的“改造”迫在眉睫，他们也会使用无害化的方式，比如太阳热消毒：用半熟有机肥覆盖土壤，通过起垄机搅拌、起垄，然后加水，喷上干酵母、乳酸菌和纳豆菌，最后用白色或黑色塑料布在垄上覆盖、密闭。

　　夏天持续20天左右，塑料布积温可达到900摄氏度，不仅虫子会爬出来死掉，原本板结严重的土壤也开始出现团粒化，保温保水保肥能力明显提升，连杂草种子都消灭了。

　　李卫说：“以前打药太多，多少年都没在地里见过鸟了，现在一群一群的。”她惊喜地发现，当地亩产一直徘徊在1000斤的小麦涨到了1200斤。“有机肥是能提高产量的，而且这些方法尤其适合1000亩以下的中小农场，80吨鸭粪连运费才4000元。”

　　后来，他们还投资5万元在村里架起了覆盖1000亩地的液肥管道，供村民免费使用。“希望能影响到他们，看到有机肥的好处。”

　　农场的改变远不止“生产”

　　然而农场的改变远不止“生产”，700多人的小刘固已没什么年轻人务农了，有机农业在这里显得陌生、无趣，孤独对川崎来说，像黄河滩雾霾朦胧的空气一样如影随形。

　　2015年3月的一天，农场刮起了七级大风，几个蔬菜大棚吹开了口子，这对刚种下去的番茄幼苗尤其致命。当天村里办喜事，农场员工大中午都跑去喝酒了，几个当值的全“断了片”，只留下川崎望着被风撕成碎条的塑料布胡乱飘着。

　　绝食，这是最后的抗议。他把门摔得梆梆响，做饭的阿姨怎么叫都不出来，一天，两天，员工们哪见过这阵仗，心里害怕又不敢说出来：这老头不会死在里面吧。最后没办法，只好把在郑州处理家事的李卫叫回来。

　　“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告诉我，我去解决。”李卫也急了，她知道川崎不懂村里规矩，更怕他得罪人，“最后我妥协了，解雇了这批白天饮酒的职工。”从那之后农场的人都知道，白天不能喝酒，喝酒川崎会绝食。

　　除此之外，原来“不可描述”的旱厕成了有空气清新剂香味的水冲厕所，随地吐痰会被惩罚劳动，撒谎成了不可饶恕的事。农场到处贴满了类似于“在工作上没有平坦路”等川崎用毛笔写的大幅标语，如战斗檄文一般醒目。

　　“为民请命，心系农桑。归田原阳，养殖办厂。呕心沥血，惠泽故乡。”这是李敬斋碑文上的字。当实在有过不去的事时，川崎就到李敬斋墓前，一待就是半天。碑文上的字，是他心里中国官员的形象，也成了做人做事的样板。

　　在经过几轮堆肥试验后，2015年初小刘固农场开始了有机番茄栽培试验，4个大棚5、6亩地。但3月的大风和喝酒事件导致幼苗损伤严重；8月，河南高温又让番茄生了病；11月24日一场30厘米的大雪彻底压塌了棚，农场颗粒无收。

　　雪灾导致没东西可卖，这让李卫又到了崩溃边缘。川崎更担心农民工资怎么发，因为这意味着失去信任。他发了一条微博，有心人转发后引起不小关注。李卫也找到当地信得过的合作商，出售一些红薯粉条、大米、蜂蜜，短短几天卖了7万多元。“发货时因为缺乏经验，出现破损、退货，又赔了很多钱。”李卫回忆。

　　直到2017年前后，农场的有机番茄终于有了较为稳定的产出，等到2018年，各种有机蔬菜的销售收入达到了200多万元。那段时间，川崎也会在每晚9点之后，喝着河南本地的航空啤酒，和大家一起看会儿电视。

　　“堆肥之前先育人才”

　　在微信转账500元后，11月中旬，记者踏上了为期两天的小刘固培训之旅。“种植之前先育土，育土之前先堆肥，堆肥之前先育人才”是李卫和川崎达成的共识。而且，随着年龄增大，川崎体力下降，“每天走100米都很辛苦”。所以，76岁的川崎和李卫想通过培训来影响更多人，并给农场带来稳定收入。

　　虽然离豫北重镇新乡只有60公里，向南跨越黄河就是郑州，但这里的偏僻还是超乎预料。晚上8点到了农场，记者在昏暗的灯光下摸进教室，12位学员围坐一起，中间的长桌上摆满了豫北乡下特色吃食：花卷馒头、炒白菜、番茄鸡蛋，脸盆大小的锅里是没什么热气的小米粥。此刻正是餐后自我介绍环节，川崎把头埋进桌子里记录——他比照片里更显苍老，蓝色工装沾满了泥土污渍，满脸褶皱和稀疏的白发让他疲态尽显。

　　一旁的鲜英美，白净帅气，身边是他健谈开朗的母亲，母子俩从四川绵阳坐了5小时高铁和3小时大巴。“我在绵阳卷烟厂工作，厂里搞‘一企帮一村’，我被派去做扶贫，在中国之声听到小刘固农场，就过来学习一下。”

　　皮肤黝黑的王家旺来自湖南凤凰，嘴角的伤疤有几分江湖气。“和几个大哥搞工程的嘛，一年也有100多万。原来家乡生态很好，现在都污染了，以后想搞有机农业。”

　　晚上，几位学员被分配在几公里外的镇上住，40元的房间里有打不开的水龙头和泛黄的床单被罩。天南海北的陌生人顾不上这些，意犹未尽地大半夜出去喝酒，路边摊上铁锅炖大鹅的香气让他们飘飘然地开始胡吣，绕不开的终归还是农业。酒至深夜，王家旺端起最后一杯一饮而尽：“这地方，有点意思。”

　　第二天一早，我们才看到了农场全貌：3层泛黄小楼经多次翻修仍显破旧；冬天的村子里免不了消沉，因为陌生人到来，会零星传出鸡鸣犬吠。到农场时，只见川崎和他的翻译在硬化地面上，从鼓风机中拽出拧成团的气管，插进一人多高的粪堆中，嘴里嘟囔着“发酵，要充分发酵”，旁边的桶里是用水搅拌好的发酵菌，他望着身边一脸好奇的学员说：“会一步一步教学。”

　　接下来就是吃饭、上课，川崎讲了制作堆肥、太阳热消毒、木醋液消毒法等，并带着大家到附近的小型堆肥场和养殖场参观。学员们全程都在和“日本普通话”较劲：动词总在最后，声音总是“一声和四声”，比如“无论环境，持续工作”。

　　中午吃饭的时候，李卫也来探望大家，她个子不高，齐耳短发，从发皴的皮肤和厚厚的棉袄就能看出，她已经完全融入村子了。她说：“农场现在坚持下来了，还能坚持多久我也不知道，希望你们都能参与到小刘固的事情中来。”

　　她口中的“参与”绝不是客套，因为这个农场在周围的农业生态中宛若孤岛，要活下去，就离不开各种非常规的方式，其中有川崎的因素，也有社会各界的帮助。

　　2020年6月末，集水果采购、种植支持等于一体的百果园公司的创始人余慧勇访问小刘固，并签下战略合作协议，一起开展精准有机种植理论（BLOF）培训。小刘固农场也成了百果园“001生态蔬菜”品牌的种植基地。2021年，每天都有500公斤有机蔬菜从这里运往郑州的百果园店铺。

　　李卫的女儿娄阳告诉记者，现在山东泰安、南京溧水、河南原阳等地的一些农场都取得成功，泰安徂徕村的有机樱桃甜度达到23度，价格卖到30元/斤，是普通的5-6倍，他们的村支书就是我们的培训学员。

　　2018年，娄阳从国外留学后加入农场，主要负责培训。她翻了翻微信，“目前我们已经举办了34届培训，有1800多个学员，有公务员、小老板、大学生，有一半不是做农业的。”

　　尾声

　　今年是李卫和川崎9年来最开心的一个春节。对李卫来说，遭遇特大水灾，亲人离世，农场还是在百般困难中挺过来了，有了稳定的产出和合作，每位员工都发足了工资，实属不易。她很放心地把农场交给娄阳——即便多少次想放弃，但还是让女儿加入其中。

　　川崎的妻子逐渐放弃了劝他回去的想法，因为知道丈夫在中国“找寻到了人生意义”。2016年在日本出差时，川崎查出肺结核，他仍坚持回到农场，下飞机见到李卫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打算死在中国，请将我和李敬斋埋在一起。”在他眼里，某些信念和死亡一样，是不可动摇的事情。

　　临近年关，培训结束。原本毫无交集的人因为农场而聚在一起，现在就要分别了，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留下微信。

　　“该如何‘分组’呢？”有学员问。

　　“就叫小刘固吧。”最后大家一致约定。

　　也许，这里会如图腾般停留在一些人心里。

　　放眼望去，冬日的水汽和雾霾在黄河滩更显浓郁，日出的薄光奋力照进小刘固的土壤，为万物带去暖意，黎明也如期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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