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红夫妇在原来的土坯房和新家门前分别合影留念。资料图

　　“我老家在苏北农村，小时候听老人们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农村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刚开始跑运输的时候，家里还是土坯房，看到很多城里人都住楼房，很是羡慕，就盼望着什么时候我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现在，梦想成真了，不仅是我，我们村大部分乡亲都住上了联排二层小楼，不仅家里环境变美了，整个村庄都特别干净整洁。我们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跑运输20年，全国大江南北都去过的宋超庆，提起家乡变化丝毫掩饰不住喜悦。

　　宋超庆的家乡高党村位于江苏省睢宁县西北部地区，东临251省道、北依黄河故道，占地720亩，830户村民居住在这里。

　　前不久，宋超庆的父亲宋之红刚过了72岁生日，他说：“那天闺女和儿子都回来了，孙子、孙女们楼上楼下跑，我和老伴也跟着开心，现在我们老两口住的房子上下两层总共140多平方米，这种生活年轻时真是想象不到，跟做梦一样，几辈子的福气。”“你又在忆苦思甜了。”老伴孙绍兰笑着说。

　　宋之红1947年出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农房变迁的点点滴滴。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房屋的墙几乎都是用泥土掺杂干草建成的，屋顶覆盖茅草，一家兄弟姐妹好几个人挤在10平方米房间里生活的情况很普遍。“那时候连饭都吃不上，能住在茅草房已是不易。”宋之红说。

　　吃饱、穿暖、有地方住，是当时大部分农民的心愿。

　　1960年，13岁的之红和小伙伴一起到600公里外的河南洛阳讨生活。睢宁水资源紧张，耕种以玉米等旱作物为主，“三年困难时期，天天下雨，雨水积在田里排不出去，粮食产量大减。”宋之红说，当时一个同学的姐姐嫁到洛阳，我和几个小伙伴就上路了。“真的很感谢洛阳的乡亲，他们自己吃的也不好，但是看我们一群外地农村小孩儿来讨生活，也将不多的口粮省下给我们。”宋之红说。

　　1968年，之红从军，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离家5年，中间没有回来过一次，在1972年复员返乡时，他发现村里变了样子，“刚进村，就看到村里很多家房顶由茅草变成瓦片，这在60年代是很少见的。”宋之红说。

　　俗话说成家立业，当兵归来，25岁的之红该成家了。“那是1975年，家里兄弟姐妹众多，条件还不太好，盖不起房子，只能将老房子西屋收拾一下当婚房。”宋之红说，把西屋与东屋中间的门堵上，从南边开一道门，就形成一个独立房间。孙绍兰告诉记者，“当时结婚因为穷，我也没有嫁妆，家里的摆设就是一个床还有一个小桌子。”

　　1977年，经济情况好转，之红夫妇在老房子西边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对于盖房之红十分上心，事事亲力亲为，“虽然仍旧是黄土墙、茅草顶，但是条件比原来好很多。”宋之红说，盖房子，得把原材料提前找好，除了梁、檩、椽，最重要的就是泥，作为墙的主要原材料，需要从干涸的池塘底挖。之红白天在生产队干活儿，只能利用中午和晚上歇工休息的空当儿，用人力小推车一车车地推，虽然慢，却积少成多，一个月后盖房的材料终于备齐了。

　　“当时盖房，没有施工队，都是村里人互帮互助，管一顿饭就好。”宋之红说，现在村史馆门前有块大石头，叫石夯，是用来夯地的，需要8个人抬，盖房先得把地夯实，然后再做“土打墙”，把泥加上水，再放干草增加韧劲儿，用抓钩翻均匀后，用泥叉一点一点翻成墙，而每次最多只能翻1米，要干透再继续，才能牢固。由于苏北冬季寒冷，所以墙厚度至少50公分，房子一盖就是几个月，从夏天开始盖到冬天才能住上。

　　辛苦盖了房，翻新整修还是每年的“必修课”。尤其是屋顶，每年春天刮大风，会将茅草吹走一部分，如果不及时修葺到雨季就会漏。家里盆盆罐罐凡是能装水的几乎摆满了整个地面，这是老宋家的房子又漏雨了……回忆起那些“接雨”的经历，孙绍兰笑道：“那真是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屋里还下，盆、碗一堆东西还在叮叮咚咚地响，特别热闹。”

　　住上新房一年后，大儿子宋大庆出生了。大庆小时候学走路，用小手抠着墙，土墙边就留下了一条一条的小沟沟，老房子里岁月留下的痕迹，见证了老宋一家生活的酸甜苦辣。

　　那时候物资匮乏，有时外地亲戚会寄大米贴补家用，“大米珍贵，不舍得吃，烧稀饭时候取一把米，装在用纱布做成的小袋子里，煮熟后小袋子里的米饭给大庆吃，大人喝粥。”孙绍兰说。

　　“小时候住土房子，环境不好，阴天时候潮湿，屋顶还会掉泥，房子没有窗户，就是一个长、宽都是30多公分方形的洞，洞上有一条木头撑着，加以固定。”大庆回忆，每到入冬，都需要提前准备茅草，把窗户里里外外堵起来，即使这样，还是冷。

　　不仅冬天寒冷，夏天更是难熬。睢宁夏天闷热、蚊子多，村民一般都拉着席子到村西桥下或者直接在路边睡，大庆和弟弟一起躺在席子上数星星、听蝉鸣，一个个夏天就这样过来了。

　　过了几年，之红夫妇又生了一儿一女，老宋说：“在过去，农村有个传统，谁家儿子多就显得人丁兴旺，要是没有儿子可能会抬不起头。但是，儿子长大后要结婚生子，就得盖房。”

　　给三个儿子盖房，成了老宋几十年来的奋斗目标。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夫妻俩每年养的蚕大概能产60余斤蚕茧，从80年代年收入100多元钱，到90年代的几千元钱。“改革开放后，真是也赶上了好时候，我靠卖粮食、养蚕挣了些钱，给儿子们都盖了红砖房。”宋之红说。

　　然而，90年代末期，三个儿子成家立业后为了赚钱都出去打工，砖房子慢慢空了出来……

　　1993年，老宋的三儿子宋庆君到深圳打工，年轻的他，一个人远离故土，在一家皮包厂做皮包。一天老三来信说，有些想家。这让老宋夫妇心疼不已，但是深圳遥远，不富裕的老宋夫妇也不能去看小儿子，正好侄子有相机解了燃眉之急，一家人在老房前照了张照片给老三庆君寄了过去。“这张照片陪伴我度过了离家的岁月，每当夜里睡不着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仿佛父母一直都陪着我。”宋庆君说。

　　儿子外出想家，老宋老两口也守着房子想儿子，孙绍兰把儿子的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他们想家了，可以随时回来住。”儿子们的房子干净漂亮，老宋的房子却一直是结婚时候那幢土坯房，在1986年将茅草屋顶换成瓦片后就再没有修葺过，“孩子们过得好就行，我们住哪儿都一样。”老宋说。

　　和宋庆君三兄弟一样，90年代，越来越多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到城市工作，每年春节回家一次，甚至有的几年才回家一次。和老宋老两口一样，很多农村父母年轻时倾其所有，为孩子准备好一切。年迈后，还帮孩子们守护着他们的念想和他们的家。

　　21世纪初，很多村民外出务工赚了钱，都纷纷回乡盖房。然而村庄布局松散零乱，基础设施配套欠缺，对村庄改造提升势在必行。

　　2016年，高党村所在的睢宁县依据国家提倡的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等相关政策，依托“多规合一”和同一乡镇村庄建设用地布局调整试点，实施“全域规划”，将全县400个行政村、2800多个自然村，优化调整为232个集中居住区，高党村就是其中之一。

　　在搬迁和新建过程中，睢宁县政府和高党村村“两委”将村民利益放首位。“集中居住，建设涉及土地征迁、赔偿、安置等多个方面，每一环节都与百姓利益密切关联，在工作过程中充分尊重民意、满足民愿、保障民利，赢得了广大村民的支持。”宋斌表示。

　　“拆旧房子的时候，心里还是特别不舍，自打结婚就住这个土坯房，一眨眼就是一辈子，我们都老了。”老宋说起老房子，眼里泛起泪光。“但是为了以后的美好生活环境，我支持村干部和政府的工作。”老宋签了字，搬家之前，村里专门请摄影师为老两口在土坯房前拍了张照片。

　　2017年，崭新的村庄建成，老宋和200多户村民都搬进新家。老宋说：“这套房村里按13.8万元的价格安置村民，我用旧房置换后，只花了几万元就拿到了房。现在村里比儿子在城里住的房子还舒服咧。”摄影师又来给老宋老两口在新房前拍了照，照片里，两位老人的眼睛都笑得眯成了缝儿。

　　站在村外看高党，宽阔平坦的进村路，路两边高大挺拔的绿树，一排排白墙黛瓦的乡村小楼，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村里看，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清澈见底，村史馆、幼儿园、卫生室、文体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2019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从典型示范转到全面推开，和高党村一样，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村庄开始加快提升村容村貌，建设好美丽宜居乡村。如今，老宋家143平方米的两层小楼装修一新，自来水、沼气、雨污分流式下水道等设施应有尽有。

　　好环境不仅能够服务村民，如何通过人居环境整治把钱赚到，让城里游客住下来，村“两委”也是费了一番功夫。“集中居住后，高党村通过招引服装加工企业入驻，又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和土地流转，实施土地规模经营，发展有机粮食、桑蚕养殖、优质果蔬等特色农业，积极开发果品采摘、农耕体验、民俗体验等项目，形成了特色产业。”宋斌介绍说。

　　如今，宋超庆正盘算着把大货车卖掉，然后回家创业，这样既能有稳定收入，又能照顾父母和孩子，两全其美。老宋家和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家庭一样，楼上楼下的生活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