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曾是一片有近2000万人为求温饱而被迫“闯关东”的土地；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这里的人民用热血和奋斗，赢得了“全国农业看山东”的美誉：以占全国6%的耕地和1%的淡水资源，贡献了8%的粮食、9%的肉类、12%的水果、13%的蔬菜、14%的水产品和19%的花生，农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的24%。

　　2013年和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山东视察，都对农业农村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在2013年指出，山东农业文明古老而厚重，北魏时期山东人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农书巨著，后人称之为“惠民之政，训农裕国之术”。总书记在2018年强调，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好，把农业结构调活调优，把农民增收夯实夯牢，把脱贫攻坚战打好打赢，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希信介绍，70年来，历届山东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三农”工作决策部署，立足“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目标定位，以坚持稳粮增收为首要任务，以着力提高农民生产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以“会当凌绝顶”的勇气，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从“吃不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从“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苦弱贫乏，到“生产美产业强、生态美环境优、生活美家园好”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刚刚过去的夏粮生产季，齐鲁大地捷报频传：总产量首次突破500亿斤，达510.66亿斤，创历史新高：亩产425.26公斤，比上年增加19.31公斤，创历史新高；泰安、淄博和烟台的小面积高产攻关田亩产分别达到828.7公斤、835.2公斤和840.7公斤，10天内3次打破全国冬小麦高产纪录。

　　要知道，在我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小麦单产都在100公斤上下徘徊。与种粮农民打交道近30年的山东省农科院研究员王法宏感慨：“山东农民特别珍惜土地。在农村，谁家的土地荒了，最被‘瞧不起’。农村孩子上的第一课，就是吃完饭碗里的最后一粒粮食。”

　　也许，正是历史上经历过无数“吃不饱”的阶段，才让山东农民在新中国的伟大怀抱里迸发出最持久、最猛烈的力量。他们从1952年分到土地的那一刻起，就把全部的心血和汗水洒向了这片热土。

　　已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余松烈，1949年9月来到山东，见证了山东农民种粮增收的全过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扎根于滕州史村，与当地农民一起建立起冬小麦精播栽培理论体系。1975年，史村820亩小麦平均单产457.5公斤，在当时那个追求温饱的年代，引发了巨大轰动。

　　直到如今，余松烈院士开创的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和其后衍生的各项技术，始终是冬小麦生产的主导技术，惠及3亿多亩麦田，累计增产小麦近300亿斤。2016年4月，在余松烈老先生的葬礼上，几位年迈的滕州农民，自发为他送来了金质勋章。

　　亩产从100公斤跃升到800公斤，老先生含笑而逝，背后是亿万齐鲁儿女手中沉甸甸的“饭碗”：山东粮食总产量从建国初期的870万吨，1984年突破3000万吨，1993年突破4000万吨，2014年粮食总产突破5000万吨，2018年达到5319.5万吨。

　　“饿得实在不行了，我咬着牙出去挖了大半车黄蓿菜，这才救了全家人的命。”今年76岁的王伯祥，始终铭记着上世纪60年代那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

　　“吃的是黄蓿菜，喝着牛脚窝里的水”，在新中国成立前，这就是地处渤海岸边的寿光人民，始终在重复着的日子。

　　1986年，吃着黄蓿菜长大的王伯祥，成为时任寿光县委书记。自此，一场冬暖式蔬菜大棚革命在这片世代贫瘠的土地上兴起，改写了几千年来贫穷落后的面貌，创造了让全国人民冬季吃上新鲜菜的“绿色浪潮”“东方奇迹”。

　　“扎根于蛮荒，顽强的生命力……寿光人民正如‘黄蓿菜’一般，在新中国的感召下，靠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踏实肯干的精神，将穷窝子变成了安居家园。”王伯祥说。

　　如今的寿光，不仅是享誉中外的“设施蔬菜之乡”，还是“买全国、卖全国”的蔬菜集散地，更是闻名世界的“蔬菜产业硅谷”和“蔬菜种业奥林匹克竞技场”。

　　不仅是寿光，不仅是蔬菜，在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米袋子”“菜篮子”“肉筐子”中，都有山东农民的辛劳汗水和重要贡献。地处鲁南的兰陵县和鲁西的莘县，蔬菜种植面积都在100万亩上下，是北京和长三角地区最重要的蔬菜产地；位于山海相依间的烟台市，苹果、大樱桃、葡萄酒、梭子蟹、海参等品牌农产品畅销海内外；在位于沂蒙山腹地的金锣集团，年可屠宰加工生猪2000多万头、肉鸡2亿只、年产肉及肉制品300万吨……

　　2018年，山东蔬菜及食用菌总产8192万吨，园林水果总产1673.8万吨，肉蛋奶总产1521.4万吨，水产品总产816.6万吨，均居全国第一位。“70年来，山东农民的艰苦奋斗和伟大创造，生动诠释了农业的保供给作用，极大丰富了全国人民的餐桌。”李希信说，“近年来，山东农民按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断强化质量管控和品牌建设，正在整建制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省，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愿人长久，相伴得利斯”，这句为众人熟知的广告语，如今已是一村人幸福生活的写照。行走在诸城市得利斯村，制式统一的乡村别墅整齐排列，三三两两的村民悠闲围坐。“俺和老伴儿都是得利斯的退休职工，现在衣食住行样样不愁，唯一的任务就是照顾好小孙子。”年近古稀的村民郑刚烈说。

　　如今的幸福生活，却让郑刚烈回忆里的穷苦岁月更加清晰：“辛辛苦苦几十年，没攒下粮食也没挣着钱，光棍子却拉起一个连。”彼时，这个村庄的名字还叫“西老庄”。上世纪80年代，在时任村委会主任郑和平的带领下，西老庄村开始办起面粉厂、屠宰厂，与诸城外贸等企业一起，探索出贸工农一体化发展道路。后来，又推动了以“确立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龙头带动，实现规模经营”为特点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逐渐形成了“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经营格局。

　　随后，农业产业化这一源自农民的创造，飞出诸城，走向全国，在新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光流转到2017年，在“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战略布局下，新农村建设大幕拉开。诸城针对村庄数量多、布局分散、农村人口转移加快的实际，又创造性推进了“基础设施优先、公共服务优先、农民意愿优先”为特点的“多村一社区”建设，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农村社区化发展道路。

　　70年来，诸城在农业农村改革方面的创新实践，恰是山东农民勇立潮头、创新求变的缩影。改革开放初期，胶东地区创造了乡镇企业发展的“胶东模式”；上世纪80年代末，莱西县以党支部为核心，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村委会、经济组织和群众团体建设相结合，创造了农村治理的“莱西经验”；其他如莱芜简政放权、章丘依法治村等经验，也都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