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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黑蜂的传奇故事

零零社区网友  2019-07-30  互联网

  

  

  

  

  西域黑蜂。资料图

  “几年前,西域黑蜂在我国新疆的首次发现,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蜜蜂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在农业农村部近日召开的青藏高原区域畜禽资源调查启动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员石巍宣布了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从此结束了我国没有原产西方蜜蜂的历史。

  

  追蜂——

  

  首次发现西方蜜蜂新亚种

  “世界上的饲养蜂种主要分为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两大种群。”石巍告诉记者,由于西方蜜蜂对大宗蜜源的采集力强,因此蜂产品也更加丰富。自上世纪引入我国后,西方蜜蜂已逐渐成为我国蜂业生产中的当家品种。“目前,我国引进的意大利蜂、卡尼鄂拉蜂(以下简称意蜂和卡蜂)等西方蜜蜂品种约有700万群,占到全国所有蜜蜂饲养数量的70%左右。”我国蜜蜂产业对国外西方蜜蜂的过度依赖一度让石巍感到担忧。

  “在西域黑蜂发现之前,不光是国外,就连国内科学界都普遍认为我国境内没有西方蜜蜂资源,这个观念已经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直到2003年,领域内一篇科研论文的发表触动了石巍敏锐的神经——在距离我国新疆伊犁600公里以外的区域内发现了一个西方蜜蜂新亚种。

  “发现地与伊犁之间并没有天然屏障,这个新发现的亚种很可能在我国境内也有分布。”凭着这样的猜想,受到启发的石巍立即带领团队启动了野生西方蜜蜂的搜寻工作,这群“追蜂人”便由此开始了长达近六年的“追蜂行动”。

  2006年,石巍团队的研究生刘之光奔赴新疆伊犁地区,开始了辛苦而繁重的蜜蜂资源采集工作。经过分析发现,在采集的80群蜜蜂样品中,仅有一群与其他存在血统差异,“这群样品是新源县野果林改良场的一个养蜂户刚刚从野外收集到的蜂种。”这一发现让刘之光激动不已。

  为了找到更多“原生态”的野生蜂群,团队委托当地蜂农刘天奇和哈萨克族牧民胡安那力·波拉提立即在别斯托别乡、阿勒马勒乡等地的山区继续寻找野生蜜蜂的踪迹。

  但事与愿违。在之后近三年的搜寻过程中,团队也曾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多次进入新源县天山山麓深处探寻,但由于天气、交通等原因都未能找到。

  好运总会眷顾坚持不懈的人。没过多久,石巍得到消息,称哈萨克当地牧民在夏季放牧点附近有饲养蜜蜂。循着这条珍贵的线索,历时八小时的暴晒和颠簸,她带领团队深入天山深处一片哈萨克牧民的夏牧场,这里便是西域黑蜂的自然栖息地,也是这个野生蜂种被首次发现的处女地。

  草地上,15只老旧的俄式蜂箱随意摆放,几群蜜蜂在蜂箱周围嗡嗡飞舞。“由于当地牧民不会饲养蜜蜂,因此这些蜜蜂时而生活在蜂箱中,时而又飞回到周边森林的树洞里,牧民只是每年夏天来取一次蜜,没有采取任何饲养管理措施,完全任其自然繁殖。”这位年近50岁的牧民告诉石巍,这几只废弃的蜂箱是主人爷爷留下的“老物件”,家里往上4代人一直以这样的方式获取蜂蜜。

  随后,团队深入发现地,在当地半径5公里范围内开展地毯式搜寻,共发现这样放养方式饲养的黑色蜂种近百群。“经过形态学鉴定和DNA分析,确定其属于西方蜜蜂的一个亚种,与2006年采集的蜂样一致。”由此,这个被人类遗忘的中国本土西方蜜蜂资源终于首次呈现于世人面前。

  在艰苦的搜寻过程中,当地复杂、恶劣的路况给工作平添了不少难度。“生活在这些山地的哈萨克族原著民,特别擅长爬山,对当地野生动物状况最为了解。深山中气候多变,交通极其不便,如果不是靠熟悉地形的当地牧民带领,工作很难推进。”石巍说。

  天山山麓多处山地地形,当地交通闭塞,物资匮乏的境况让石巍至今难忘。“在前往牧场那天,赶上下雨,道路非常泥泞,连续换了三辆汽车依然寸步难行,只得向当地人租了几匹马作为代步工具。”据她回忆,当时马腿将近有半截都陷在了泥里,就这样在烈日下艰难地走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当时浑身上下全都是汗和泥,狼狈得很。”

  虽然搜寻过程曲折坎坷,调查结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但石巍仍然对每一次“追蜂”都充满期待。她说,每一个物种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正是因为地处偏僻,地理环境特殊,才使西域黑蜂的种源在不受外界种群的干扰下被保留下来。

  

  育蜂——

  

  “冬窝子”上的蜜蜂“婚房”

  西域黑蜂得来不易,想要将这个藏在深山里的遗传资源开发利用,首先要具有规模化的种群。将珍稀的遗传资源放入保种场中保护起来,成为下一阶段的头等大事。石巍向老蜂箱主人要了两只蜂王,便又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的蜂群繁育工作。

  “想要通过人工的饲养方法得到大量的纯种蜂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石巍告诉记者,蜜蜂是在空中交尾的,交配过程难以人为控制,为了保证“血统纯正”,繁育工作的一些关键环节必须在原产地进行。为了吸引当地野生雄峰,草场上闲置的小木屋派上了用场。

  在辽阔的牧场草原上,几间简单的小木屋零散分布,当地人称之为“冬窝子”,是游牧民族在严冬里防寒避风或转场途中的临时居所。在“冬窝子”的房顶上,放置的交尾箱就是“处女蜂”的“婚房”,由此来吸引雄峰与蜂王交尾产卵。之所以将“婚房”放在屋顶上,是为了便于蜜蜂辨认,又可免受当地生畜的打扰,一举两得。

  待到蜂王正常产卵,便会将交尾箱拿回保种场自然繁育。当一个蜂群达到一定数量时,老蜂王便会培育一只新的蜂王,繁育一支新的蜂群。在持续地分蜂、分群之后,纯种的西域黑蜂蜂群数量不断增长。

  “一天的时间里,一张布满2000多个蜂房的巢脾就能被新产的卵粒填满。”据石巍介绍,西域黑蜂最大的生产性能优势就是早春繁育非常快,繁殖力极强,甚至高于国内普遍应用的西方蜜蜂品种。在春季繁殖期,蜂王每天产卵数量可高达2500粒,而意大利蜂最高也只有1500粒左右。

  2016年调查统计,在石巍团队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蜂业技术管理总站的共同努力下,新源县则克台镇乌拉斯台乡、吐尔根乡等平原地区,采用现代化养蜂管理技术,饲养西域黑蜂种群已达到5000多群。

  从两只蜂王到5000个蜂群,五年的繁育历程,“被蜜蜂蛰咬已成了家常便饭。”石巍坦言,“由于常年处于野生状态,西域黑蜂攻击性比较强,性情暴躁,检查蜂群的时候特别爱蜇人。”最开始的工作服只是简易面罩和防护手套,到后来,全身防护服加胶皮手套已经成为了每个育蜂人的固定标配。伊犁的夏天干燥炎热,身穿防护服一工作起来就是几个小时,酷热难耐。虽然繁育工作艰辛不易,但将珍贵的蜜蜂资源保存下来,是这群“育蜂人”的最大心愿。

  2017年11月,由石巍研究团队主导发现的西域黑蜂通过国家审定,正式成为“国字号”的本土西方蜜蜂种质资源。西域黑蜂的发现不但在国内引起热烈反响,也吸引了国际同行专家的高度关注。2016年,中德两国农业部正式将双方合作的蜜蜂项目列为中—德农业合作项目之一。

  

  溯源——

  

  古老而神秘的西域蜂种

  “与‘意蜂’和‘卡蜂’相比,西域黑蜂显然是一个更古老的亚种,这说明西域黑蜂并非后期从他国‘移居’而来,而是确实起源于我国,是我国本土的西方蜜蜂资源。”石巍说。

  “早在13万年前,西域黑蜂就已经开始分化形成,相比之下,同为西方蜜蜂亚种的‘意蜂’和‘卡蜂’之间的分化时间只有3万年。”石巍团队的研究人员陈超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西域黑蜂算是欧洲黑蜂的“远房亲戚”。

  几千年来,蜂蜜一直被哈萨克族人看作神圣而宝贵的天然佳酿。根据当地的古代典籍、史诗及文献记载,西域黑蜂来源于天山东部地区的古代野蜂,经长期进化和封闭繁育而成。当地哈萨克族牧民一直将西域黑蜂蜂蜜作为重要的糖类和热量来源,是日常佐餐的必备美食,也是被用来奖励民族英雄的美味佳品,更是宗教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祭品。当地人关于蜂蜜的记载,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公元3-4世纪,在伊犁哈萨克民族地区口口相传的中国三大史诗之—的《玛纳斯》中,已有对蜜蜂和蜂蜜极其生动的记载。与尼泊尔猎蜜人一样,哈萨克族人从小就继承了老一辈寻蜂的本领。从隐蔽的山洞或树洞中“猎蜜”,是很多哈萨克人儿时的甜蜜回忆。哈萨克语中“巴勒卡伊马克”一词,既指美味的蜂蜜和奶油,也用于形容美好的生活。

  这个古老的西域蜂种已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美好生活和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它就这样被遗落在神秘的天山深处,等待着科学家的发现。

  西域黑蜂主要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北麓,采集力强,尤其善于对零星蜜粉源的采集,泌蜡和产胶能力突出,抗病力和抗寒性强。在北方冬季的寒冷天气下,室外即可安全越冬,早春7℃左右便可出巢采蜜。

  “上世纪80年代后,由于全国性的转地放蜂、盲目引种、用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目前西方蜜蜂品种的血统极其混杂,产量不断下降,不得不从国外多次引种。”石巍表示,西域黑蜂不但是我国重要的蜜蜂种质资源和优良的抗寒抗病育种素材,且非常适合我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西域黑蜂的发现和应用将有望缓解我国西方蜜蜂依赖进口的现状,促进我国蜜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手记

  

  农业转型升级 从“农家种”抓起

  祖祎祎

  如果说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神秘而珍贵的遗传资源就是种业的“芯片”。中国历史悠久、民族多样、生态环境复杂,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遗传资源。

  水稻和小麦矮秆基因、野生稻雄性不育系、梅山猪、文昌鸡、清远麻鸡等地方品种的开发利用大幅度提高了我国在全球化农产品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权。纵观历史,每次突破性品种的创育都推动了农业生产上的重大变革。

  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造就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催生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做好遗传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是事关我国农业发展大计、传承农耕文明、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举措。

  一方面,随着对遗传资源保护的重视逐步加深,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种质资源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种子法》《畜牧法》等法律法规及配套规章更加完善,农业遗传资源国家保护制度逐步健全;作物种质库保存资源数量突破50万份,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首批国家级家畜基因库建设至今,截至2018年,共保存精液、胚胎、体细胞等遗传材料共60.37万份,涉及猪、马、牛、羊等家畜品种109个,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基因库。河套大耳猪、富钟水牛、酉州乌羊、泌阳驴等濒危畜种的遗传物质收集保存工作已初步完成。

  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农村散养户大量退出,大量珍稀地方品种数量锐减,遗传资源安全状况日趋严峻。把“农家种”从濒临灭绝的境况中抢救出来,已成为目前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的首要任务。近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三场农业遗传资源保护、调查启动会的举办,标志着我国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已进入历史新阶段。

  虽然我国是遗传资源大国,但并不是遗传资源强国。相关育种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还不够成熟,商业化育种体系还未真正建立,导致猪、牛、羊、蜜蜂等家禽畜牧业发展对国外种源依赖严重,但随着人们对地方优良种质特性的认识加深以及对优质品牌的追求,我国地方品种在开发利用、品系培育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巨大的利用价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本土优质资源的发掘利用,加快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突破性新品种的培育,将不断为我国农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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