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能否变信法？——恩施“律师进村”的思考    农村新报讯 “律师进村”能否成为法治落地的新途径？日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主办的恩施州“律师进村”经验交流会在京召开，意在回应这一关切。
    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教授介绍，所谓“律师进村”是指政府以购买的形式，引导律师进村，由公共财政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在他看来，恩施“律师进村”经验可以向全国推广。
    “基层面临上访的太多了”
    事实上，律师进村并非有意为之的地方创新。较早进行律师进村尝试的恩施市小渡船办事处书记田贵周坦言，最初很大程度是为了应对上访压力。
    “基层面临上访的太多了，班子成员中至少有一两位要在武汉、北京接人，花在维稳上的经费太多了，没有那份心情再去搞发展。”田贵周说。
    邓大才表示，律师进村的背景之一就是民不信法，而是信力、信访、信闹，“不相信地方政府和当地干部，而是更信武汉和北京的干部，闹得越凶，得到的利益越大。”
    “恩施的经济在湖北省倒数第一，而上访数量则站在前三位。”邓大才说。
    公众为何更愿意信访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田贵周解释，上访有三个好处，第一，不收费或者花费很少，而打官司要收费。第二，上访只有赢的可能，没有输的可能，而打官司有输有赢。第三，上访会包含运气成分，如果上访者遇到一位上级领导，写一个条子“请某某妥处”，这就可以拿回去找地方官解决，有运气成分在，而法律是要下判决书的，运气成分很小。
    为了应对信访困局，政府往往投入巨额财力和人力。压力之下，邓大才将律师进村探索的第一步总结为“顺势而为，引民告状”，即“鼓励上访的人进法庭，不管对象是政府还是其他人，政府还帮他们请律师。”
    “农民担心律师被政府收买”
    如果说律师进村始于上访压力，那么，律师进村的制度建设则不限于此。
    恩施开始探索“五步走”。第一步是“引民告状”，第二步是“引民用法”，即建立普遍的律师顾问制度，所有的乡村均聘请律师，费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自2013年以来，恩施每年拿出5000万用于律师进村项目。
    第三步是“导民学法”，农民需要什么就补哪方面的法律，比如某乡镇大车司机较多，就把他们请到一起讲解交通法。第四步为“以法规政”，政府所有的重大决策要咨询律师，律师列席相关决策会议等。第五步是“以法促治”，比如与村民自治、地方治理相结合等。
    农民是否相信政府“购买”的律师，是制度之初要解决的难题之一。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曹亦农说，农民起初认为政府请律师就是帮助政府管他们，把律师当成政府一员。
    邓大才在调研中发现，“农民也很聪明，担心律师被政府收买，他们同时给多个律师打电话咨询同一个问题，如果多个律师结论大体一致，农民也基本就会认同了。”
    田贵周分析，农民如今喜欢律师进村，一是因为方便便宜，“到城里咨询一次，至少50元”，更重要的是，律师没有生活在本地，不太可能与本地人有何利益关系，可以保证公平。
    对于进村的律师，当地除了利益保障，还采取了灵活的激励机制。2014年，恩施州11名积极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律师当选恩施州“两代表一委员”，还对14名工作突出的律师予以记三等功嘉奖。“宁愿在法庭当被告，不愿在北京接上访户”
    律师进村后，涉诉涉访案件减少了。2014年，恩施州赴省、进京上访同比分别下降32.4%和52%，2015年上半年，重访、越访同比下降达80%。不少村从原来的上访“重灾区”，成为模范村。
    据当地统计，全州法律顾问共解答法律咨询4.2万余次，参与调处纠纷5500余起，为相关部门提供法律意见书1400余份。
    只不过，随着律师进村活动的强化，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比如，一旦官员总是成被告，律师进村是否会受到地方干部或明或暗的阻力？
    “宁愿在法庭当被告，不在北京接上访户。”田贵周吐露心声，“我们宁愿农民告官也不愿他们上访？是因为判决书下来了，政府应该负什么责任，就理直气壮负什么责任。至少，我在法庭上可以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到了北京可不是这样，我们恨不得给上访人下跪。”他补充，“政府宁愿将钱付给律师，也不愿无原则地给上访户，这么做是对法治的践踏。”
    华中师大教授徐勇说，恩施“律师进村”使法治思维和方式转化为干部和民众的行为，恩施经验最关键的是让法治落地了，把法律成为一种公共产品，值得推广。
    徐勇认为，如何既保障律师积极有效参与，又能避免政府与律师“合谋”；既能在政府与律师之间保持适当互动，又具有一定距离；如何保障公众能够得到公平服务，而非仅限于“压制”上访的手段……很多细节，仍需探索。
（周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