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农村工作始于武汉    农村新报讯 图为：杜润生（资料图）
    图为：杜润生95岁生日，王岐山前来祝寿
    图为：1997年，周其仁陪同杜润生观朗润园

    他的一生在时代的激流里跌宕起伏；他的名字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战役——农村包产到户联系在一起的，他先后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他所主持起草的“75号文件”和五个“一号文件”，为饱受争议的包产到户提供了法律保障，使中国农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他就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10月9日晨6点20分，杜老走完百年人生历程，在北京病逝，享年102岁。

    百年人生历经起伏
    农村工作始于武汉

    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山西太谷阳邑村。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在那个动荡年代里，杜润生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在太行山打过鬼子、之后千里跃进大别山，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解放后，杜润生的农村工作履历，就开始于武汉。从1949年直到1953年，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曾在湖北工作，女儿杜霞，也出生于武汉。
    1953年初，杜润生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辅助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由于力主农村合作社的形式应更为多样化，多种经济并存，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这一年杜润生42岁。
    1978年之后中国改革步伐的加快，让熟悉中国国情尤其是农村的杜润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1979年，平反之后的杜润生，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70岁高龄的杜润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中国农村翻天覆地。这也是杜润生一生中最为闪耀的十年。

    力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调研起草五个“一号文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而在此之前，高层争论异常激烈。在势不两立的气氛下，1979年，刚刚恢复工作的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这一建言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应允。事后有人总结，正是农民的“闯一闯”，杜润生的“试一试”和邓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这个伟大的变革。
    1980年，在杜润生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个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句式，被认为是非常高明的表述。
    1981年，杜润生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振聋发聩。他说，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这一年的春天，杜润生率调查组分赴各省实地考察，是年冬天，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 “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这份于1982年1月1日宣布的历史性文件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30年的大争论就此结束，农村改革从此通向坦途。在波澜不惊中，时代的巨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杜润生均是主持起草者。这五个 “一号文件”，最终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亦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富原创性的经济理论之一。

    “改革者”桃李满天下
    团队没出一个腐败分子

    杜润生一直被誉为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但他自称，只是一个“改革者”，其实，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精神上的教父”。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中国农村改革“地标”。上世纪80年代，在这个院子里，杜润生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开放和包容，成为思想的聚集地。那些曾经围绕在他周围的年轻人，至今以成为他的门生为荣。
    离开9号院后，“杜润生的弟子”分别走上了中央领导、企业家、学者等不同岗位。当年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他们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林毅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等。
    周其仁曾回忆，当时在杜老门下，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然后汇报，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汇报之前，我们那群年轻人整宿熬夜准备材料，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认识层次上去了。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对于往事，杜润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是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

    杜老参与主持起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明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该文件对安徽凤阳等地农民自发实践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确认、推广。对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不但能够克服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带动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包干到户后，经营方式变成分户经营、自负盈亏。杜润生及其麾下首创性提出联产承包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的理论，充分承认农民的主体性，给农民足够自由和空间，解决了不被饿死的问题。

    ●1984年1月1日《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鼓励要素流动促农业商品化

    该文件提出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明确承包期15年以上。鼓励土地承包权的转让，适度向种田能手集中。鼓励技术、劳力、资金、资源多种形式的结合，提出信用社和供销社制度的改革。建设和完善农村流通机制，促使农产品商品化，在城乡之间建设市场和集市促进商品流通。这个文件开始提出和鼓励农村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结合。

    ●1983年1月2日《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完善承包制 改革人民公社

    该文件从理论上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阐述，认为它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发挥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病，继承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在文件中，一项重大改革是明确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正是这个文件使人民公社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1985年1月1日《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终结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

    该文件提出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合作制度，推动农村劳力、资金、技术的流动和合理结合，提出十项经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鼓励农产品自由上市，自由交易。这也终结实施了30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

    ●1986年1月1日《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
    改善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

    该文件提出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文件指出要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在工业化过程中，力求避免出现农业停滞的现象。另外，国家开始从财政和税收里拿出资金来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由土地和人力投入变为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来稳定和增加农业生产，更重视资本和科技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