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茸
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省，人均耕地仅有0.4亩，被称为“七山二水一分田”，但在这里你却能真正领略什么叫“鱼米之乡”。
2005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浙江省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列为首批全球四个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之一。日前，记者在这里看到，无论是平地还是梯田，有水之处皆有稻田养鱼，垄沟边清流淙淙，鱼跃稻香，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致。
现如今在浙江，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农耕社会传承下来的稻田养鱼不再是小农经济，而是这样人多地少的经济发达地区走出了一条“养鱼、稳粮、提质、增效、生态”的现代农业新路。
稻田养鱼实现了稳粮和增收的双赢
在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山石村，自强稻田鲤鱼养殖专业合作社230亩核心基地就坐落在村里的山坡梯田上。
丽水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姚子亮告诉记者：“丽水山区稻田养鱼深度挖掘了水稻和鱼的价值，充分发挥出优质大米的生态价值。大米从起初的3元一斤卖到28元一斤，山区稻田成了抢手货，有的地方连池塘里都种上了水稻。”
记者看到，一层层梯田犹如一条条腰带，即使细窄之处也搞起了稻田养鱼，农民精耕细作的积极性可见一斑。
稻田养鱼增产增效，事半功倍，这正是吸引农民的原因所在。“稻田养鱼，可使水稻增产10％，达到1000斤/亩，而且品质好，米的产值大于鱼的产值！”自强稻田鲤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董事长刘园英说，“我们注册了‘三哈’牌商标，在230亩核心基地，实现了亩产稻谷1028斤，田鱼204斤，亩产值11728元，每亩纯利润超9000元。”
正所谓山区小稻田，作出了增收大文章。据了解，自强稻田鲤鱼合作社成立于2006年，目前有社员103人，1320亩稻田养鱼生产基地，辐射带动农户达3563户，带动养殖面积6800余亩，年产值近千万元。
“今年有23个村的村主任和书记主动来帮我们插秧，主要为了学习稻田养鱼技术回去推广。这几年，在外打工的人也逐渐返乡种田养鱼了，今年就有上百人与我联系。”刘园英不无自豪地对记者说。
记者看到，稻田养鱼的田里，水稻密度确实有所下降，但为什么稻米产量不降反升呢？
农业部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李可心每到一处都会在稻田边仔细数穗数、查苗情，他告诉记者：“虽然水稻穴株数减少了，但通过开沟充分利用了边际效应，充分发挥杂交稻的优势，株数和有效穗数都增加了，因此产量会有所增加。”
据了解，浙江现有基本农田面积2400万亩，粮食生产能力160亿斤左右，然而全省人口近7000万，粮食自给率不足40%，需求缺口较大。如何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种粮效益，是摆在省委省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葛慧君在2012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稳定水稻生产，关键是要提高其综合效益，就是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水稻田的功能，大力推广以水稻为载体的水旱轮作、粮经轮作、稻田养鱼等新型种养模式，实现亩产“百斤鱼、千斤粮、万元钱”，以提高效益来稳定水稻播种面积。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赵利民告诉记者：“近年来，我省新一轮稻田养鱼实现了稳粮与增收的双赢。稻田养鱼关键在于促进了水稻生长，改善了稻米品质，这为稻米实施品牌销售提供了条件。各地历年来的实践表明，发展稻田养鱼，不仅不会减少粮食产量，还会起到稳定水稻生产的作用，实现了以渔促粮，因此地方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2011年，我县实行了稻田养鱼新模式，粮食播种面积20.4万亩，比2003年增加30.2%，粮食总产量回升到9.7万吨，比2003年增长了31.4%。”德清县农业局副局长张水龙对记者说。
2010年以来，浙江省开展的以稳定粮食生产为主要目的的养鱼稳粮增收工程，以建设“养鱼稳粮增收基地示范县”为抓手，大力推进新型稻田养鱼模式，既在传统地区做强做大稻田养鱼产业，同时又把这种模式推向平原等粮食主产区。2012年，省财政和省长基金投入600万元专款，目前全省共有稻田养鱼面积32万亩，主要集中浙西南山区的温州、丽水，实现了水稻亩产450~500公斤，亩产鱼22公斤左右。
从“放水养鱼”到“放鱼养水”，稻鱼相得益彰，互促共生
浙江大学教授陈欣将稻田中的鱼称为“动物工程师”。她告诉记者：“经过对20多个县的调研显示：通过稻田养鱼，水稻农药使用量降低了46％，化肥使用量降低了26％，饵料投喂减少了25％。通过对鱼的行为进行监控研究，我们发现鱼在稻田中做的一系列动作减少了人的很多劳动，比如除草和杀虫，鱼在稻田中来回游动使得杂草无法生长，同时它们撞击水稻，使得生长在水稻底部的稻飞虱掉到水里被其吃掉，因此稻飞虱的发生大幅减少。”
从“放水养鱼”到“放鱼养水”，可以说，稻田养鱼这种农作制度构建了一个生态、安全的生物环境，使得稻鱼相得益彰，互促共生。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完善这个系统，选择好的品种，建立现代化的种养技术，比如要选择适合耐低氧、耐浅水的鱼类品种，修建田间设施（沟、坑）等。”陈欣说。
“一亩田胜过一亩塘。”姚子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丽水，稻田养鱼虽然每亩只有200斤左右，但因其品质好，每斤可卖到20元，池塘养鱼每亩可产上千斤，但只能卖到八九元一斤，算下来一亩田的利润高于一亩池塘。
在德清县，浙江清溪鳖业有限公司在全县6个乡镇建立了3680亩甲鱼养殖基地。
董事长王根连向记者介绍道：“水稻亩产1000斤，不施肥不打药，不仅产量增加了10％，品质也提高了，每斤可卖到18元；每亩可产甲鱼500斤，批发每斤可卖到60元，亩纯收益在1万元以上。”
王根连最早从事水稻育种工作，1992年起开始养甲鱼，2008年近千亩的池塘养殖甲鱼爆发了毁灭性的疾病，造成千万元的经济损失。通过查找原因，王根连发现，多年甲鱼养殖后，池塘积累了大量有机质和病菌引发了爆发性病害。于是，“开展稻鳖轮作和稻鳖共生，利用农作物吸收甲鱼残饵和粪便，转化成优质农产品”的念头油然而生。2009年开始，他就从鳖-稻、鳖-麦、鳖-油菜轮作起步，开展甲鱼塘的种养结合，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2011年开展了稻鳖共生等“一地多用”试验，也取得很好的效果。2012年，公司1400亩面积都进行稻鳖共生规模化生产，计划明年继续扩大。
在稻鳖共生田的浅水处，记者可以看到甲鱼爬过的痕迹，而这样的稻田几乎看不见杂草，相当于有专门的人耘田，大大降低了劳动力。
“稻鳖共生在促进水稻生产的同时，很好地解决了水产养殖发展空间问题。”德清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建应说，“通过种养结合，甲鱼和水稻的品质得到大幅提升不说，稻鳖共生区域几乎没有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在清溪鳖业，不种水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种养结合模式已经把水产养殖和水稻种植紧紧捆绑在一起了，而且水稻的投入产出比已经远远高于甲鱼养殖。”
青田县龙现村是著名的“中国田鱼村”，也是华侨村，该村1500人，在国外的就有800多人。村里500多亩耕地，全部都是稻田养鱼，田鱼干常常作为礼品被华侨带到国外。
村民杨民康有稻田养鱼20余亩，日子过得很滋润，他告诉记者：“家里世世代代养鱼，以前都是人放天养，现在科学养鱼不一样了，每亩能产鱼300多斤，水稻1000斤，田鱼干每斤150元，还开办了农家乐，年收入上百万。”
“养鱼是配角，增收是手段，稳粮是目标。”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俞永跃认为，“传统稻田养鱼解决吃鱼难问题，而此次稻田综合种养目的在于解决增收和稳粮问题。传统稻田养鱼重点在鱼的增产增收上做文章，而现在重点在米上做文章，立足米质提升、米价提高，因此粮食是主角，鱼是配角。”
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运作成为稻田养鱼发展新契机
记者在清溪鳖业稻鳖共生基地采访时，正赶上导游带着一拨来自杭州的市民前来参观，一位市民告诉记者，“听说这儿的米好，特意过来看看，品尝一下，再买点回去。”像这样冲着“清溪”大米和甲鱼组团来参观的游客每天都有。
“稻田养鱼靠一家一户很难推广，必须要通过龙头企业、种粮大户、合作社的带动，整合起来打品牌，要变生态效益为经济效益。”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何中央告诉记者。
据何中央介绍，传统稻田养鱼的主体对象是山区的农民和渔民，而新一轮稻田养鱼的主体对象已发展到平原地区的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等。现在稻田综合种养的组织化程度高，连片作业，规模经营，实现了合作化、企业化，产销一体化。
景宁畲族自治县副县长郑建强告诉记者：“丽水九山半水半分田，如何做好半水半分田的文章，主要靠创新。要改变以往简单理念，转变经营思路，打造品牌，实现‘田米鱼’的共赢，通过高端生态农产品的品牌经营，实现稻鱼价格的大幅提升。”
记者看到，景宁畲族自治县是纯山区，连片集中、超过100亩的水稻田几乎没有，也没有省级粮食功能区，然而就是在这里，农民种稻无需政府动员，依靠自强稻田养鱼专业合作社的苗种供应、技术服务、产品回购和二次分配，农民把自家的水稻田维护得很精致，对发家致富充满了信心。
在绍兴县富盛镇采访时，记者看到早稻即将收获，预计产量可达450公斤以上。当地通过实行“虾－稻（泥鳅）－虾”轮作，一作变三作，一亩土地产生了数倍效益。
富盛青虾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现有社员53户，覆盖面积1500余亩。合作社在技术、饲料、采购、苗种上实行“四统一”管理，水稻从育秧到收获全部交给社会化服务组织。
社长许国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虾亩产100斤，按均价50元每斤，产值5000元，效益在3500元左右；泥鳅亩产200斤，按均价17.5元每斤，产值3500元，效益2000元左右；早稻亩产900斤，产值1242元，效益800元左右，合计亩效益6300元左右。
“以合作社为基础的产业化经营方式将是新一轮稻田养鱼发展的新契机，特别是龙头企业通过创建品牌的带动，社员的共同参加，使山区小块块的梯田成为了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大大增加了效益，真正实现了渔农结合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李可心认为。
浙江的做法也许给我们以启示，以发展产业的思路和模式来探索实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丰收的路径，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通过稻田综合种养，焕发出水稻的最大价值，让农民重新审视种粮效益，实现稳粮、增效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