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方一贫如洗的家里，挂满鲜艳的锦旗。
（本报记者 张建堂 摄）
本报记者 余向东
他7岁丧父，随母亲乞讨为生。每次路过学堂总要驻足良久，被里面琅琅读书声所深深吸引。经过三十多年不懈努力，他购置三百余亩学田，积累万贯办学资金，兴办了三处义塾。这个人，是清末“千古奇丐”，“垂训于世”的慈善家，山东冠县柳林人武训。
他自幼刻苦好学，但因家庭困难，初一只读了半年就被迫辍学。他衣着寒酸，生活窘迫，每日三餐难济，有时还到地里挖野菜，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他41年累计拿出24万元辛苦钱，资助253名贫困孩子读书。这个人，是山东省单县龙王庙镇朱杨楼村农民朱瑞方。
姥爷的临终遗言，确立了朱瑞方的人生坐标
1965年，朱瑞方十三岁，他成绩优异、考上了初中。当时半年的学费是6块钱，其中学杂费3元、书费3元，父母把全部家底抖干净还差几毛。有木工手艺的姥爷紧急赶做一副窗棂到集市上出售，因为急用钱卖得贱，正好凑足了数。
“吃了上顿饭，就得想着下顿”，得继续为小瑞方准备学费，全家人更加省吃俭用，姥爷接着做家具。作为村里的老党员，姥爷还要带头干农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其实根本没什么享受，饿了吃窝头，渴了喝凉水，姥爷经常心口疼，疼得打滚。去医院一检查，到了胃癌晚期。
姥爷临走之前，交待朱瑞方三件事：第一，继续上学，多学文化知识；第二，学习雷锋，多做善事好事；第三，争取入党，树立远大理想。他牢牢地记住了，永生不忘，他在心中默诵献给姥爷的诗篇“誓将遗愿化宏图”。
姥爷一走，断了经济来源。朱瑞方靠吃凉馒头、红薯干，吃到他年少的肠胃和食品一起发干长毛，撑不住了，辍学回家，成为“修地球”、挣工分的少年农民。从那时起，家庭的贫困无助，强烈的求知欲望，失学的无奈和痛苦，在朱瑞方的心底深埋。
1971年1月，朱瑞方去到遥远的大西北、甘肃省张掖市，成为一名炮兵侦察兵。入伍不到半年就入了团，并多次获得连部、团部表彰，春风得意。然而在一次射击训练时，担当测量测绘任务的朱瑞方，因无法给出目标的准确距离和方位，造成炮弹打不准，受到严厉批评。一记当头棒喝，让朱瑞方彻底感到“没文化”难挑重任。
当年7月，朱瑞方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志愿书。他在“入党后怎样工作”一栏中写道：“我入党以后要节约用钱，捐资助学，让那些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真正掌握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本领。”
“节约用钱，捐资助学”，又成了朱瑞方入党时的誓言、面向党旗许下的庄严承诺！老朱后来说，每个党员在宣读《入党誓词》的时候，还应该在心里给自己定目标、加任务，确定一些可以身体力行的誓言。
做好事只需要行动，不需要太多本钱
军人朱瑞方，每个月能领到六块钱生活补贴，正好是当初阻断他求学之路的“半年学费”。领到第一个月津贴时，他放在手里攥了很久；如果当初、如果将来，他也想了很久。
第一次捐资助学，始于1971年8月。偶然的机会，朱瑞方得知当地一位名叫时维钟的司机生活十分困难，父母、妻子均重病缠身，两个孩子面临辍学，便将自己积攒了大半年的30元津贴全部交给了时维钟。
事后朱瑞方回忆，一下子拿出30元，真有点舍不得，但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和喜悦，自己渴望很久的想法和愿望忽然实现了，反倒觉得像是别人帮了自己。从那时起直到退伍回乡，将近四年时间，朱瑞方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所有津贴收入都捐给了当地的孤老和贫困孩子。
1971年11月，当朱瑞方得知80岁老人李汉柱无妻、无儿女，生活举步维艰时，就每逢星期天、节假日去帮助李汉柱干点杂活，带上点食品。老人想喝酒，可当时市场根本买不到白酒，朱瑞方托山东老乡帮办，跑了好几趟弄到一斤白酒，老人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尝一点就盖上盖，怕跑了味。1975年元月，朱瑞方告诉老人：他要复员回家了，李老汉竟掉下了眼泪。三年多时间朱瑞方共资助他百余元。
不抽烟、不喝酒的军人朱瑞方，从来不为自己支付任何生活成本。军事训练要经常擦枪和摆弄机器，双手沾上油先用土搓、再用水洗，舍不得买肥皂；外出办事赶不上饭点，就宁愿饿着肚子，渴了喝自来水或池塘里的水，舍不得买几分钱的大碗茶。有一次喝生水患了重度痢疾，高烧40度往上，被紧急抢救。
服役期满回到老家，朱瑞方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副连长。一天去公社办事，听人说起附近杨楼公社孟庄村村民王贵林遭遇家庭不幸，女儿王香兰已经辍学。他瞒着家人，将自己准备用来翻修房子的100元退伍费送给了王贵林，让他供女儿读书。
老朱向记者讲述着这次“出征”助学的经历：阳春二月，我骑着破自行车出发了。那个年代的乡下，自行车还算个稀罕物，邻村一条大黑狗追着不放，硬是在我的腿上留下几颗牙印。往前走一条河拦住去路，我扛起自行车过河，脚下打滑倒进水里，差点让河水冲走。我喜欢读“毛著”，“老三篇”可以倒背如流，当时真的就在心中默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82年，王香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西医科大学，朱瑞方为了帮王香兰筹措学费，又不顾家人的反对，卖掉了家里的猪和树，连老师赠给他的一块心爱的端砚也让他卖掉了。
此后直到1986年王香兰大学毕业，朱瑞方一直没有间断过对她的资助，累计资助金额达5000余元。那时的五千元，放现在抵五万。
母亲用枯树枝般的双手，清点出二百多元钱
41年，24万元，253名贫困孩子。朱瑞方手里有一个档案本，密密麻麻记载着每一个孩子的“来龙去脉”：其中79名考上大学，43名走上工作岗位，16名成为科局级以上干部或专家学者。
一个农民，捐资助学哪儿来的钱？
朱瑞方是个穷人，可是他穷而弥坚、不易其志，他还有一双勤劳的手。几十年来，他栽过树，养过猪羊鸡鸭，种过粮食、药材，还打过多种零工诸如搬水泥、擦机器、铺地板、刷油漆，还到饭店刷过盘子洗过碗。59岁的老朱，大半辈子没发过一次横财。
老朱脚上穿着布鞋，床上盖着老蓝布被褥；亲戚送的衣服，他穿了二十多年。老朱家徒四壁，没有一样值钱的家当，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一应俱无”；他冬天不生火，夏天不开电扇，日光灯管坏了不愿花钱买新的。老朱进县城办事从不坐公交车，一辆破自行车骑了很多年；老朱家中的锅灶几乎与鸡鱼肉蛋绝缘，出门在外一般都吃清汤面条，最好的饭是一碗水饺。儿子结婚他不给盖新房，女儿出嫁他没钱办嫁妆。
微薄的收入积攒起来，减去很少的必要开支，然后全部捐出去。24万元，占老朱全部收入的2/3以上，他竭尽全力资助贫困学生读书，以此为事业。龙王庙镇政府负责人说，别人捐款是捐余钱，老朱却是“裸捐”，有多少捐多少，有时候借钱也要捐。
朱瑞方要做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追求“傻子的幸福”，难为了他的家人。
朱瑞方刚从部队复员时，家人对他的捐资助学行动并不支持，尽管他一再阐明自己捐资助学的初衷和愿望，仍然无济于事。那段时间，朱瑞方在闲暇时反复翻看受助学生的来信，从中寻求前进的动力，一面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不要急，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的。”
深明大义的母亲，率先站出来支持儿子，她对家里人说：“捐资助学我支持！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修行，也是咱全家的善举。”“儿子做好事，就是孝顺我。”
2007年5月11日，单县文明办、妇联等单位举办“母亲颂”文艺联欢会，并为身患骨癌的母春晖同学募捐。听说此事，朱瑞方年近八旬的老母亲用她枯树枝般的双手，在家中到处翻腾，找出200多元硬币和毛票，让儿子加上几百，凑够1000元，到晚会现场亲手交给了母春晖的家人。
这些年儿女们在外打工，每年都孝敬老朱几千元，明知爸爸会捐出去，也从不犹豫。儿子受老朱影响，十几年不定期无偿献血。
2006年春节，在苏州打工的小女儿寄来2000元钱，想让老朱好好过个年，他却将1000元给了单县职业高中的10名贫困学生，另外1000元给了在云南农业大学读书的张家顺，自己却连割块肉的钱都没剩下。
2008年秋天，朱瑞方的妻子到新疆拾棉花，三个月挣得4000元，除去车票和路上开销，剩下3500多元交给老朱，被他全部拿出来资助了贫困学生。望着比自己年长五岁、头发斑白的老妻，朱瑞方内心充满了深深地感激和愧疚。这3500多元钱是她一滴汗一滴汗挣来的，是她一顿饭一顿饭省下来的。妻子跟了他大半辈子，没有享过一天福，到晚年仍然无怨无悔地支持他捐资助学。
不能接受一点点回报，担心信念会蒙上灰尘
1992年，罗庄乡刘楼村的黄玉凤考上了山东农业大学，由于她家中贫困，朱瑞方每月寄给她200元，黄玉凤来信说：“爸爸，这不是200元钱，这是浓浓的父爱。”
考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贫困生孟欣，累计接受过老朱6000元资助。她在写给“爸爸”的信中说道：“亲爱的爸爸，在我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是您给我物质帮助和精神动力。爸的教导女儿会铭记于心。”
2009年8月10日，孟欣利用暑假来探望朱爸爸，老朱让她帮助做饭。炒土豆时朱瑞方倒了一点油，孟欣向锅里探探头说：“油太少了很容易干锅，我家里炒菜先放葱、姜炝锅，这样才香呢。”说着说着锅干了，朱瑞方急忙往锅里加点凉水，孟欣摇摇头说：“不行，不行，这样就菜没味了。”土豆煮熟后，每人盛了半碗，朱瑞方很快吃完了，用开水涮涮碗，一仰脖子喝了下去。孟欣脸上的笑意没了，她低下头，泪水落在碗里：“爸爸，我知道你给我的钱，都是怎么来的了！”当老朱再次拿出1000元钱递给孟欣时，她坚决不再接受。
孩子们感恩的话语，孩子们懂事明理，孩子们学业有成，就是对老朱最大的回报，就是他持之以恒行善积德的信心和原因。老朱甚至执拗地要求孩子们不要叫他“爸爸”，那样会使他做事的动机有些“不纯”。
朱瑞方曾经资助过的王香兰、黄玉凤、任云丽等一批寒门学子，都已成家立业。他们始终不忘朱爸爸的恩德，有的多次邀请老朱去家里走一走、住一住，让他们尽一尽孝心，都被老朱拒绝。有人给老朱送上土特产、表表心意，老朱也坚决不收。他说：“如果我要了你的东西，就违背了我当初的诺言，也失去了我捐资助学的意义。”
2010年春节前，菏泽市关工委、市总工会给朱瑞方送来了1.2万元慰问金，老伴准备拿出部分翻修老家的堂屋。朱瑞方却说，还有十几个孩子开学后的学费没着落，翻修房子的事以后再说吧。于是朱瑞方把这笔钱全部给了王强等12名贫困学生，自己一分没留。2011年，朱瑞方又把市、县领导送给他的生活补贴全部拿出来，加上儿子孝敬他的零花钱，共筹措了1.82万元，捐给了李苗苗、戴宗辉等19名贫困学生。
朱瑞方可以接受表彰、锦旗和奖状，但是绝不接受物质奖励。被邀请到各单位作报告，他坚持不收讲课费，别人提醒他：“你可以先收下，然后再捐出去。”老朱说：“钱一过手，就说不清了，我不希望被人误解。”
我不是“傻子”，我想象自己是蒲公英
一个叫龙王庙的小地方，出了朱瑞方这样的人，许多人不理解，说他傻、笑他痴者大有人在，一部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视剧叫《傻子的幸福》。
老朱说，每个人有不同的人生坐标，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不是“傻子”，我想象自己是蒲公英。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是石垒下的蒲公英，
想从裂缝中钻出，
向大地铺展，
染绿大地，捧出爱心金黄一片。
爱心如金，
我的人生就是奉献，
化作尘土也心甘情愿。
蒲公英，属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头状花序，种子上有白色冠毛结成的绒球，花开后随风飘向远方，孕育新的生命。植物体中含有多种健康营养成分，可生吃、炒食、做汤，是药食兼用的植物。
老朱的屋檐下，黄色的蒲公英正在开放。老朱借住在乡政府的两间平房内，每天早上起来，打扫卫生，下地干农活，拾废品换钱，处理“爱心协会”的日常事务，做贫困学生家访，政府有事就帮忙干干，偶尔去附近的学校、单位作各种报告，坚持写日记和人生感悟等等，总之事情很多。一闲下来，老朱就望着蒲公英发发呆，悄悄地和她说话。
早在2007年9月1日，《齐鲁晚报》就报道了朱瑞方捐资助学的感人事迹，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来自各地的电话、信函雪花般飞向朱瑞方的小屋，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来电、来信和来访的人中，有因家庭困难请求捐助的，有对朱瑞方的义举表示钦佩之情的，还有许多受朱瑞方精神感染、自愿加入捐资助学行列的爱心人士。
于是朱瑞方就想，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有些时候明明知道有贫困学生需要资助，自己却因经济拮据、心有余而力不足。“能不能成立一个组织，集众人之力，为更多的贫困学生排忧解难呢？”
2008年2月15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由朱瑞方牵头的单县爱心工程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以扶危济困、捐资助学为宗旨，通过整合社会救助资源、发布爱心捐助和求助信息，实现“爱心互动”、“资源共享”，及时落实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和求助行动。由于协会坚持不收会员费、不接受捐款捐物，采取“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由捐助者直接把捐款交到受助人手中，从而大大增加了捐助行动的透明度，受到普遍认可，吸引了大批好心人和社会知名人士加入。
几年来，单县爱心工程协会已在全国各地建立700多个分会，发展会员6000余人，资助贫困学生1.1万多人，资助困难群众上千人，面对面捐款近500万元。许多曾受朱瑞方资助的大、中学校学生，也先后接过朱瑞方手中的“爱心接力棒”，发动所在学校的师生，在校园内成立爱心分会，捐助贫困同学。
朱瑞方现在感觉到自己是最幸福快乐的人，爱心的种子已洒遍单县、洒遍菏泽、洒向山东、洒向全国各地。更多的穷孩子有书读、有衣穿了，蒲公英漫山遍野地绽开了。
记者手记：
许多人在年少时许下过诺言、立下过宏愿，但是随着人海沉浮，一切便抛诸脑后了，人也变得“难得糊涂”了。现今世上，轻言寡诺者甚众，有些相对富裕的人，不愿去承担一点点社会责任。
普通党员、普通农民朱瑞方，能够用一辈子去践诺、去还愿，其行为和精神的伟大而崇高，让人真切地体会到“生活平庸、真理平常、道德平凡”的简单道理。多一个朱瑞方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民族便多一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