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杨

    “两会”接近尾声，笔者逐渐感觉到一丝隐忧：代表委员热议的许多“三农”问题，几乎都触及农村土地这根神经，众说纷纭，大有“不即刻突破则不快”之感。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多种经营模式，吸引大资本和大公司进入农业，即所谓的“资本下乡”，笔者认为，应当谨慎对待。

    一方面，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引导资本有序进入农业，为我国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大范围推行“资本下乡”可能引发的诸多问题，即“四大隐患”：一是农民集中离开土地或“被离开”土地，保障制度跟不上带来的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二是打着农业的幌子造成土地非农化；三是制度不健全造成农民切身利益被少数干部“越俎代庖”；四是基层政府出于政绩或自身利益考虑存在“逼农民上楼”。

    其实“资本下乡”服务“三农”并非不可，但必须有“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前提是产权明晰、双方自主、信息对称，交易的原则是公平。“资本下乡”能否维护农民权益，关键看对接前农村的土地产权是否已界定明晰，对接中农民是否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是否自愿参与、自主决策，是否构建了一套保证农民主体作用有效发挥的机制和办法。

    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农村土地和“资本下乡”问题，政府“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就更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