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艳涛 邓俐

    3月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举行开放日活动，吸引了大批记者，成为中外媒体焦点。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农民工转户进城，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而是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城市需要他们。不是有了这1000万农民工，再去给他们找工作，而是先有了这么多工作岗位，他们又在这里工作了三五年，应该给他们落户，他们也需要落户。从今年开始，农民工户籍改革的重心转向形成科学有序的常态化工作机制，逐步推动农民工户籍管理制度法制化。”

    2010年8月，重庆启动大规模户籍制度改革。截至2011年12月底，全市已经有322万农民转户进城，平均每天转户近6400人。转入主城和区县城区的占60%以上，转入乡镇的占近40%。

    “过去十年，重庆形成了约850万农民工。400万在沿海务工，450万在重庆市务工。322万人的转户实际上是将在重庆市内打工三五年的农民工转户问题解决了。如果我们不解决，他们的小孩读书要交择校费，考大学还要回农村去考，而且他们不能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这些都是不合理的。”黄奇帆说，现在历史积存问题基本解决，建立了全面系统的政策体系。今后每年可能转户进城50万人以上，到2015年实现户籍城镇化率50%。今后，改革的重心将是不折不扣落实政策，坚持并完善相关制度，形成科学有序的常态化工作机制，逐步推动农民工户籍管理制度法制化。

    在谈到农民转户成本问题时，黄奇帆说，户籍改革确实需要成本。在重庆，转户一个农民工至少需要十几万元，322万农民工大概需4000多亿元。有的人听起来就头大了。但我认为，如果只算大账不仔细分析就望而生畏，是官僚主义。

    黄奇帆分析说，4000亿元的改革成本大体上由企业、政府、社会三方面各承担1/3。同时，大部分改革成本是一个15~20年长周期逐步到位的过程，并不需要一次性支付。这样一算账，成本就受得了，消化得了。比如，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缴费需要15年，1000多亿元分摊到每一年，也就是100多亿元。这相对于企业整体盈利规模是很微小的一部分，完全可以承受，也是应该承受的。事实证明，政策实施以来，企业都很好地执行了。

    当记者问“社会上有人质疑，城市化进程要求城市的整体人口素质要高，一个城市如果突然来那么多农民工，会不会影响城市整体素质”时，黄奇帆说：“有那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说明我们城市是非常需要他们的。如果还有人嫌他们是农民，说他们不入流，就是道德意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