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时，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秀山县钟灵乡凯贺村党支部书记吴再举颇有些自豪和兴奋。吴再举代表所在的凯贺村，正是在近两年基本实现了户户增收一万元。近年来，重庆市探索创新农村改革，实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对确保重庆农民持续快速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大有可为

    “近年来，二三产业不断壮大，城镇化不断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资性收入不断上升。但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整个收入中的占比还很小。”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綦江区区委书记王越说，重庆的地票制度是一个重大尝试，事实证明提升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大有文章可做。

    吴再举作为农民代表最有发言权。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村里有一村民叫老肖，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承包地的收入，三分之二来自儿子的务工收入。在解决了一家的温饱后，剩下来的就很少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10年，老肖将自家废弃了10多年的老屋子复垦，结果换来了17万元的现金。地票交易极大提升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探索盘活农村资源的有效方式

    重庆团代表普遍认为，农村最缺挖掘、盘活资源的有效方式。“重庆通过实施万元增收工程，农村的三种资源被挖掘出来了。过去农村一些我们看不上眼儿的东西，经过整合、引导、带动，实现了巨大的资源价值；过去农村一些闲置或半闲置的劳动力，通过万元增收项目，重新实现了人力资源的最大化；过去农村缺少产业，农民的闲钱都存进银行，大部分流向城市，现在政府投资引导、龙头企业带动，撬动了农民数量可观的闲钱投入农业。这三种资源最后都转化成为农业的产业优势。”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副市长马正其说。

    “缺少资金是农村发展、农民创业致富的瓶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农民手中这‘三权’的巨大价值一直得不到体现。”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农科院院长唐洪军说，如果没有资金，行业就没有出路。必须构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重庆农村“三权”抵押融资的实践让人豁然开朗。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开县临江镇镇长张国安说：“‘三权’抵押贷款拓宽了农民融资渠道，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农村沉睡的资产终于苏醒了。”

    马正其认为，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创新了农村发展体制机制。重庆始终突出改革增收，农村“三权”确权到位，户籍制度改革、“三权”抵押融资、“地票”交易纵深推进。通过农村产权制度、流通融通等改革，探索从制度上解决农产品价格差、农民工工资差、征地价格差、金融存贷逆差“四个差别”。通过健全土地、林权、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推动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向农村流动。

    农民增收需要整体推动

    “推动‘三农’工作，促进农民增收，单靠一两个部门是做不好的，绝对需要整体推动。”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代表说。

    从多年的农业局长到区委书记，王越代表深有感触：“一个农业部门是很难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也很难大幅提升农民收入。这需要政府各个部门的合力。”

    “重庆的万元增收工程是以发展农村产业为着力点。发展产业过程中，集中解决了长期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比如技术服务体系问题、种苗供给问题、农业组织化程度提高等问题。单个农口部门或基层组织部门不好解决的问题，通过整合资源、合力推进，最终解决掉了。”郑向东说，万元增收工程抓住了农民增收的关键点。

    “把农民增收工作做实、做细至关重要。”马正其说，重庆的万元增收工程全面推行“计划落实、产业覆盖、龙头带动、产销衔接、政策惠及、资金投入、帮扶指导、科技服务、设施延伸、环境改善”十个到户，把工作由以往面上号召转到抓户到田上来。300多万张“增收明白卡”的到户上墙和村级增收台账的建立，实行“参与式规划”。

    张国安深有感触地说：“不管是项目上帮扶，还是资金上帮扶，都直接帮扶到户。政府根据每一个农户的劳动状况、土地状况等量身定制增收项目。效果最明显的是种植养殖业。过去都是小作坊，现在通过宣传发动、项目包装、对接到户、成立合作社，规模效应就出来了。农民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帮扶帮到点子上了。每户都有明白卡，都砸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