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瑾
王舟波
赵建华
姜丽明
张英洪
郧文聚
徐勇
丁锦霞
朱启臻
竹立家
郭作玉
梅旭荣
李小云
蓝向东
郁海
吴小林
林而达
保母武彦
胡跃高
编者按：《观点》版自2006年开办以来，在各路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共同参与下，已经走过了五年。《对话》作为观点版主打栏目一年来邀请了几十位嘉宾就大众关心的许多热点话题发表精彩论述。2012年伊始，按照惯例盘点本版，现将部分嘉宾精彩观点荟萃，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土地流转应与城市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土地应该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充分合理流动，才能有效率。虽然现实中土地流转一刻也没停止过，但整体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远远滞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且终因少有全国性的法规和政策革新跟进，使土地流转面临一些难于突破的障碍，不仅限制了农村社会发展，而且制约着城镇化进程，成为我国城乡统筹、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道坎。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民，土地流转的原则应是：政府引导，市场调节，流转自愿，依法有偿。这就要把握好一个度，既要利用农村的土地来促进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又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损害农民的利益。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爱巧
应对农业自然风险要变事后救助为事前管理长期以来，我国在遭灾后主要处理方式是财政救济和社会捐助等风险应对方式。由于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灾害救济也就具有了时间和金额的不可预期性，而且容易造成效率不高和分配不公问题。而风险管理应该是一种事先策略，是在损失发生之前，综合考虑风险变化、预期收入和其他各种因素，权衡后做出的最优决策，既可以有效降低灾害损失程度，又具有效率较高、相对公平，不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冲击等优点。正因如此，农业保险及再保险、期货及期权、巨灾债券和基金等都是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工具和制度。此外，我国还未建立专门的农业风险管理研究机构，也未形成农业风险管理独立学科，农业风险管理相关研究不足，指导农业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严重滞后，无法为政府农业风险管理有效决策提供服务。
——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分析与评估室主 任张峭
户籍改革谨防流于表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极为重要，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其背后的利益关系调整，这项改革搞得好，不仅能推进城市化的进程，降低进城农民市民化的成本，而且能有效保护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利益和耕地资源。事实上，在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下，中国的农民至少具有三种身份，即他们的社会身份、社区身份和职业身份。他们首先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其与城镇户籍居民（市民）相对应。其次，他们是农村社区集体组织的成员，或称社员身份。再次，如果他们是农业生产经营者，那他们的职业身份又是农民。农民的上述不同身份隐含着农民的不同权益，明晰并分离农民的这三种身份与相应的权益，是科学制定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思路的重要前提。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
破解“三农”困局要寄希望于制度的变革中国改革的前提或者说关键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三农”问题，解决“三农困境”仅靠政策的力量是不够的。出台一项两项的扶持政策，有点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想想看，今天出台一个“三农”补贴政策，明天制定一个加强补贴问题，后天再出台一个农机补贴问题，这样做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么，显然不行！依靠政策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了！“三农”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只有寄希望于制度的变革。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
信息服务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开路先锋”农村市场信息服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有社会需求，就有社会供给，农村市场信息服务目前是求大于供、供不应求，需要总结研究，实现供求平衡。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农村市场信息服务上，可以从三个方面说：一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二是我国的现实是人们已经在围绕市场情况考虑和安排生产、经营、消费活动。三是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面对国际市场竞争，各个决策主体都需要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信息。在全新的形势下，农村市场信息服务工作，是今天我们信息服务工作主要的任务，农村市场信息服务工作做好了，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工作也将跟着被带动起来。
——农业部信息中心主任 郭作玉
会风彰显作风务实保障落实改进会风抓落实是领导干部的天职，必须率先垂范，狠下工夫，方能奏效。我的经验和体会是八个字：开会“三不”，开出实效。即“开会会场不设座席，领导讲话不读稿子，会后不留餐不留宿，确保会议开出实际效果。”多年工作实践证明，这是搬文山、填会海、抓落实、求实效的好方法。要以重点工作、重点项目为线索和抓手，然后逐个问题以办公会、推进会等形式集中办理、现场解决，不搞一般性的会议号召，不搞大呼隆式的推进活动，不搞徒有形式的花架子和做表面文章。
——江苏省连云港市副市长 赵建华
在改革创新中寻求农村发展新路当前，有些地方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出现了“圈地拆房”、强推农民进城上楼的现象，很少考虑农民进城上楼后农业和农村怎么办？这正是当前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中的最大软肋和最大难题。但广东省云浮市领导上接中央精神，下据本市市情，将国家规划中“主体功能”这一顶层设计理念“落地生根”，选择了一条“重工更重农，重城更重乡”的发展道路，提出“该干什么的地方干什么”、“能干什么的人干好什么”，以此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这条道路在不少地方还片面追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当前，极具特殊宝贵价值。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 长徐勇
充分重视农业作用有效提升农村发展总体上感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的发展和扶贫方面的政策很有效，但农民的富裕程度，内地尤其是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很大。究其原因自然条件不利是关键因素。在宁夏等地考察退耕还林过程中，我看到许多地方不适合农业生产，农民十分贫困。黄土高原的农地与日本很多山区的情况很像，耕地相对狭小，难以规模化耕作，务农者主要是老人、妇女，有些村子因为大多村民举家迁出几乎成为“空壳村”。因为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并不能解决许多农村社区发展缺乏生机和吸引力的问题。中国政府应当可以从中汲取教训，促进“三农”发展少走弯路。
——日本经济学家保母武 彦教授
推进城乡一体化需破除双重二元结构在外来人口大量集聚的大中城市，双重二元结构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外来人口，各地虽然出台了改善农民工等外来人口待遇的政策，但许多城市政府在对待外来人口上的传统思维和政策仍然存在。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全国各大城市中的动态二元结构所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明显加剧。例如在城乡结合部改造安置中呈现出城乡结合部改造截然不同的安置失衡现象。一方面，当地居民得到了安置房，获得了拆迁补偿款；另一方面，外来租户则基本没有得到安置，更谈不上拆迁补偿。在城市的动态二元结构中，外来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户籍身份、上学就医、房屋居住、社会保障、公共参与等公民身份问题和基本公共服务问题。长期的不平等境遇，使城市外来人口的不公正感不断积累。近些年来城市社会中日益凸显的农民工问题、“蚁族”问题、“蜗居”等城市社会问题，正是动态二元结构所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典型反应。
——北京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英洪
土地整理应给予农民剩余索取权现在很多地方提到在土地整理、村庄整治的过程中要保障农民利益，但主要都是落脚在对农民的补偿上的。我在很多地方看到，这些地方搞土地整理、村庄整治，本身是着眼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通过让农民集中居住，整理出一部分土地复垦为农地，农民能够基本不花钱住上新楼房，还可能分得一部分复垦的农地，一般来说，这就是对农民的补偿了。而复垦出来的土地，则用于置换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政府由此获得土地出让收益。这部分收益除去对农民的安置、拆迁户的补偿、土地整治的费用之外，还有一大块净收益。我关心的是，这部分净收益，农民有没有可能分享。财政部的数据表明，这块钱大部分还是用于城市建设，而不是农村。至于农民还能不能分享到什么，恐怕是没份了。现在有的地方在土地整理的过程中也提出“政府零收益、农民得实惠、城市出形象”口号，这个口号的前两句很好，关键是要真正落在实处。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张晓山
大学生“村官”“被截留”现象不容忽视2008~2010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92%的大学生村官表示被借调过，甚至有27%的村官一直在乡镇工作。大学生“村官”“被截留”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在管理方面，大学生“村官”目前由县级组织、人事部门和乡镇的组织部门一同管理，管理部门不统一；在个人主观方面，有部分大学生村官思想认识不到位，报考动机是为从政打基础，下到基层以后，急于想往上走，乐意去乡镇机关工作，有的人甚至主动申请借调到乡镇去，没有树立在农村创业、成长成才的信念；在客观条件方面，部分农村办公、生活条件差，有的村无法提供住宿条件，没有通网络，手机信号不好等等。大学生“村官”下不到村里，把“村官”工作当做一种临时就业，是难以得到成长和进步的，不走出办公室，不走进村民中去，得不到村民的信任，是难以发挥作用、得到锻炼的。如何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引导大学生“村官”结合自身现状和实际有序流动，是管理部门要时刻面对的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胡跃高
职业农民或成为未来支撑我国现代农业的主体。发展现代农业，需要高素质的农民。我的观点是：第一，把农业作为公益事业来对待。通过政府支持农业使农民获得较高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第二，最适合农业（种植业）的经营形式是农户，解决农户弊端的最有效形式是农民合作。农业组织的最基本形式应该是家庭，中国农民合作需要在正确引导下逐渐规范。第三，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无论是农业科技服务、还是农业信息服务、生产环节的服务以及销售服务等，只要与农业、农民有关的社会服务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第四，培养职业农民。开辟城乡人才的双向流动渠道，是职业农民生成的重要条件；职业农民需要政府投资培养，职业农民应该接受全面的农业教育，职业农民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收入，还应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朱启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