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邓俐

    年关将至，“算盘”敲响！

    “今年发展15亩黄连、30亩莼菜，毛收入超过12万元，比去年翻一番！”在重庆市东南翼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沙子镇龙源村农民姚大全合计今年的“收成”，喜不自禁。

    “如果不是拿承包地贷了15万元的流动资金，搞不起来！”姚大全说。

    在2011年，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作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并通过含金量极高的12条措施具体推进。其中包括让姚大全受益的“实现‘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

    人们敏锐地发现，12条措施更多地被称作“共富12条”，而“缩差共富”，则成为重庆今年宏大开幕的一场改革大戏。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重庆，在即将到来的2012年以及今后，尤其是农村的发展，注定在“共富”的愿景下，快马加鞭。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之际，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正其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详解“缩差共富”的“撒手锏”。

    打破最大的瓶颈

    2010年底，在重庆市武隆县火炉镇千口村，村民钱正修将全家50多亩地以每亩50元的价格租给城里人经营10年，然后搬到场镇儿子家去生活。他一直想利用那片地发展高山蔬菜，却苦于没资金。如今得知田地可抵押贷款，他为将10年经营权拱手让人而非常后悔。

    钱正修是一个小小例证。

    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理性判断中，当下中国农民最短缺的瓶颈是财产性收入太少太少，而中国农民具有爆发力的增长点是让他财产性收入增长，抓住这点就抓住了中国城乡差距的牛鼻子和让中国农民致富的关键所在。

    重庆市委、市政府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作为“共富12条”的一个主要着力点。

    记者：“共富12条”中6条直接涉农，其总体指向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马正其：是的。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0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5400元，其中一部分是农民务农的劳动收入，一部分是政府的转移支付，而财产性收入只占2.9%。这说明，提高他们的财产性收入有很大的空间。农民由于缺少财产性的收入，一是无法融资，二是没有财产性的资产保值增值而产生效益，三也没有什么办法去跟人股份合作。承包制解决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解放，但是中国农村在产权制度上，在资产的表达上，仍有缺陷。解决财产来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才会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

    记者：具体是怎样实现的呢？

    马正其：其直接关系“三农”的6项政策，有关扶贫帮困、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这些靠政府转移支付、福利覆盖、慈善的热情去实施。但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是我们正在实施的农民新村建设、1000亿融资、股份合作社和户籍制度改革这四项政策。这些都是改革涉及的重大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比如重庆正在探索的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农民可以以土地、资金、技术等多种要素入股形式加入合作社，扩大了合作社成员范围，合作领域也从农业主导产业延伸到旅游等二三产业。重庆用一年时间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这在全国各省市中是第一个，为新型股份合作社发展奠定了产权基础；重庆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影响力大，这为减少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资源占有量，为合作社扩大经营规模、做大做强创造了条件；重庆率先在全国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林权“三权”抵押贷款，允许农民专业合作社以生物资产抵押，这也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试验，为解决合作社缺乏有效抵押资产、破解融资难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撬动巨量的资源

    今年7月4日，黔江区苗家水寨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顺利从重庆农商行黔江支行联合镇个贷中心获得农房抵押贷款10万元，这是该区第一笔专业合作社“三权”抵押贷款。而在今年，该县“三权”贷款金额超过5亿元，一大批贫困农民通过“三权”抵押贷款获得银行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得到很大发展。

    在重庆，在股份合作和质押贷款联袂演出下，一个巨大的杠杆有效撬动了巨量的农村资源。

    记者：已经有农民确确实实通过抵押贷款促进了生产。但外界非常关注，重庆农村的1000亿元融资从何而来？

    马正其：这是指农民、农户个人跟银行的融资。重庆农民有500万亩宅基地、3400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总计1亿亩。其中宅基地换成地票，可以算成20万元一亩，500万亩的宅基地理论上值1万亿元，哪怕只有10%的宅基地发生质押，就能有1000亿元。实际操作中，截至今年11月底，重庆已累计发放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近99.5亿元，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三权”抵押贷款余额达到76.2亿元，大量闲置的农村资产被盘活，很多贫困农民因此增收致富。

    记者：在重庆“共富12条”里，有哪些专门解决农民融资难的举措？

    马正其：我们落实市委全会的具体措施，拿出30亿元组建一个农民“三权”融通质押贷款的担保公司。理论上30亿元就可以担保10倍，300亿元的贷款。如果前面说的1000亿元融资，差不多1/3由这个公司担保，还有其他的贷款也可以由银行向农民直接贷款，有1/3是国资委担保公司担保，有1/3是民间其他融通担保公司担保，有了这样的动作，农民融资难的问题便可以大大缓解。

    统揽全局一盘棋

    重庆农民大规模转户进城，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赋予转户农民“市民权”，让其真正享受城里人的待遇。所谓“市民权”，即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城镇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五方面待遇。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总体而言，附着在城镇户籍上的养老、医疗等各类保障和福利水平要高于农村。重庆市自2010年7月28日宣传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以来，平均每天转户6329人，符合改革预期。

    记者：大规模的户籍改革，也是重庆的一大亮点。

    马正其：发达一点的地方，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来自非农产业，百分之二三十是农业收入。所以，我们就应该努力推动农民不要去务农，更多地去务工，或者从事服务业或者做别的事。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当农民生产的产品满足了90%的城市人口需要的时候，一个农民种的粮食能满足10个人需求的时候，这时候务农收入就会超过城里人打工或者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农民就再不是低收入的代表。

    2011年7月，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提出，到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相对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

    2011年，重庆市拟定的微型企业发展目标为2.5万户，事实上，截至目前，新成立的微企已经超过5万户。按照计划，2012年将达到6万户。据了解，重庆市微企业主30%为返乡农民工，有了鼓励微企的政策，他们从打工者变身为老板的机会就更多。

    记者：我们发现，“共富12条”的投资领域看似有城有乡，其实都是在一盘棋局之下，条条都是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推动力。

    马正其：是这样的。比如“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个体工商户增加到150万个，有效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这些受扶持发展的微型企业，不可能仅仅是城里人创办的，必定有大量的农民参与其中，而且也是重要力量。比如“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条件，大幅减少住房支出”，进城务工农民、转户农民也是直接受益的群体。可以说，“共富12条”环环相扣，互为促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记者：重庆近几年在破解“三农”问题上取得的成就与创新，与2011年的“共富12条”，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马正其：可以说，“共富12条”是对前期探索与创新的肯定与巩固，更是扩大成果的政策动力。当然，这些将继续进行的探索与创新，无疑会充分放大“共富12条”的积极效应，让重庆共同富裕的崇高理想拥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