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新区党工委书记彭小民（中）深入巫溪县白鹿镇大坪村谭显蓉家开展“三进三同”活动。
本报记者 唐园结 邓俐 宁启文 王玉琪 刘艳涛
这是一项察民情、办民事、排民忧、解民怨的民心工程；
这是一项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
这也是一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工程；
这更是一项夯实我们党执政根基的固本工程……
这项工程就像一棵千年老树的根深深地扎入农村基层这块沃土，汲取群众智慧无穷无尽的营养。根深则叶茂。这项工程支撑起了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参天大树，生发了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城市的勃勃枝干，长出了打黑除恶、唱读讲传等层层绿叶，结出了经济增长连续三年全国领先、社会综治全国第一、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等累累硕果。
这项工程就是承载了群众路线精髓、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组织保障的重庆群众工作的创新、实践和经验——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体系。
初冬时节，记者踏访巴渝大地，感受这棵千年老树的每一条粗壮的根须：
在这里，基层党组织正在全面落实以“书记接待、成员走访、办理答复”为主要内容的“三项制度”，百姓诉求有人倾听，群众困难有人帮助；在这里，机关干部正在扎实开展“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进三同”活动，干部素质得到提高，党员党性得到历练；在这里，城市人才正深入农村、服务农民，践行以“万名大学生村官计划、万名专业技术人才支农支教支医计划、以城带乡万名干部驻村计划”为内容的“三万计划”，惠民政策有人落实，民生事业有人推动；在这里，干部业绩正在被实绩考核、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三维考核”所评判，政绩观念悄然转变，工作作风更加务实。
仔细想来，这些制度并非都是新举措，却是确保基层政权牢固的关键；这些制度并不复杂，但其背后却是兴党、兴国的硬道理。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群众工作是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领域各方面的经常性工作，采取临时抱佛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是做不好的，必须健全制度、认真执行制度，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初冬的巴渝大地，多雾，但记者却把这里的党群干群鱼水之情看得清清楚楚；初冬的巴渝大地，阴冷，但记者却把这里党群干群的温暖关系感受得真真切切。于是，记者带着一份历史的记忆，一份现实的猜想，去探寻发生在重庆这片热土上党群干群鱼水情深的故事。
干部经常入户走访，跟村民可亲了
——“三项制度”把基层党员干部接待农民、走访农户、办理答复固化下来，把容易“虚化”的群众工作做“实”到一家一户、每个人头，使之具体化、日常化、制度化。过去“干部动嘴、群众跑腿”，现在“群众动嘴、干部跑腿”。
制度背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时空转换，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深刻变迁。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基层生产组织形式由高度集中向多元分散转化，基层党组织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大大减弱。加上人口流动频繁，社会管理难度加大。农村撤乡并镇合村后，基层工作量大、面宽、分散、困难，存在不少空白。尤为困惑的是，在多年GDP考核的指挥棒下，地方党政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招商引资、征地拆迁、园区开发、城市建设上，导致基层工作逐步边缘化、空虚化。基层工作的理念方法陈旧，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习惯于开大会、发文件、作讲话，面对矛盾纠纷成了“聋子瞎子跛子”。这种现实，全国如此，重庆亦不例外。
“最后一把米，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个儿，送到战场上。咱们的子弟兵，都是好儿郎，咱们的老百姓，就是亲爹娘。”人们不会忘记，长征路上，群众给红军送来一双双草鞋；抗战时期，沂蒙红嫂用乳汁救活八路军伤员；“三大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后面是支前大军的滚滚车流；革命队伍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广为传唱……
这就是当年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情，更是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岁月中战胜各种困难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可是在今天，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基层干部中，却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对群众的困难不闻不问，将群众的诉求束之高阁；有的基层党组织工作虚化，开大会、发文件成为工作常态，号召力下降，甚至在农村开会给钱都没人来。更不要说群众有困难、有问题到哪里去找谁帮助解决了。
重庆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说：“农村这块阵地，你不去占领，就被别人占领。如果老百姓需要党，却找不到党，宗族、宗派、宗教势力就来了。”
黔江区冯家街道渔滩社区村民李纯进说法颇具代表性：“几年前，政府在我们这里修一座水库，涉及大面积搬迁，补贴政策没有及时到位，又没有给群众一个恰当的解释。老百姓有怨气，村干部去买菜，老百姓都不卖给他。”
重庆市有关部门的一项调查表明：25.8%的群众反映“基层看不到干部、有事找不到干部”，27.8%的群众认为“干部下基层装模作样，搞花架子”。
璧山县委组织部部长向邦俊这样形象地形容干群关系：“即使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如果不经常交流，也会出问题。不要以为只有机关干部才会脱离群众，村干部也会脱离群众。因为村干部吃‘皇粮’了，不再向农民伸手要了，也就不愿意找农民了。”
“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干部就工作生活在群众当中，他们是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干群血肉联系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当代党员》杂志社社长李明清说。正是基于对基层党建的认识，重庆市逐步形成了“基层是党建工作的主战场、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基层的国家大事、教育组织服务党员群众是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能”等核心理念。
重庆市开始了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大实践。
“开辟一个制度性、常态化的党群干群联系渠道，用具体的制度设计、刚性的操作规范，将群众工作具体到户、落实到人，让基层党群干群关系能落地、有载体，显得尤为迫切。”重庆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指出。
2008年11月，重庆市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在村、社区党组织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三项制度”的通知》，要求在全市8605个村、2308个社区建立起“书记接待、成员走访、办理答复”的制度。“三项制度”从此诞生。
建立联系服务群众的“三项制度”，是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改革创新的战略之举，也是新形势下有效防止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基层党建工作虚化和全面夯实执政根基的长远之策。
“2011年2月1日，我到三组走访，李长勇反映，万头养殖场污水对老百姓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以前水沟里的水可以洗碗，现在洗手都不行。我召集村民张志祥、王江文、谢国芹等讨论养殖场污水处理问题，最后决定通过建沼气池解决。”这是记者在黔江区中塘乡兴泉村委会办公室看到的村党总支书记龚汉书所记的《民情日志》中的一则内容。
这就是重庆“三项制度”中一项重要制度，即成员走访制度。
龚汉书介绍说，干部走访时必须填写《民情日志》，在每家每户大门上张贴的《走访登记卡》上签字，一家一户建立《民情档案》，彻底改变了过去底数不清、情况不明、信息不畅的状况。同时，村里根据每一户的具体条件，量身制定了三年增收万元计划，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按全市统一规定，走访要重点做好“五件事”：一是了解家庭成员及其就业、收入情况；二是帮助解决具体困难；三是宣传惠民富民政策；四是为脱贫致富出主意；五是掌握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
看似简单的成员走访，不仅为农民致富出招，还做实和创新了社会管理。
“走访制度让基层社会管理进了户、到了人。基层组织摸清了辖区居民和流动人口的情况，对社情民意一清二楚，对社会动态了如指掌，一有矛盾及时化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永川区区长蒋又一说。
三年来，全市累计走访群众5026.3万户次，覆盖97.8%的城乡居民户；建立民情档案21.6万册。
“有困难找组织”，这是老百姓信赖党最直接的表达。然而，曾经一度很多群众找不到组织了，一些基层组织没有办公场所，有办公场所的，大多破败不堪，甚至人去楼空。
“以前有些村支书、主任直接把村里的公章挂在屁股后头，然后每天去开摩的挣钱。因为村干部待遇很低，他也要养家糊口啊。村民有事就只能给他打电话，这样怎么能及时赶到呢？老百姓自然就不满意。”石柱县委副书记李燕明说。
为了让做农村群众工作“有人、有钱、有场所”，重庆市投入7.4亿元，实现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如今，办公室明亮整洁，办事流程规范明了，办公实现网络化，村级基本具备了现代化的服务和管理水平，组织有形了。
同时，重庆市增加村党建工作经费，达到1.5万元/年；提高村干部补助最低标准，达到1.2万元/年。按规定要求，书记每周固定一天，其余时间“两委”成员轮流坐班，全天候接待群众。“接待时，我们必须认真填写《接待群众记录本》，做到一人一记、一事一记，以免把群众反映的事忘了丢了。”璧山县璧城街道马家桥村党总支书记杨厚禄说。
三年来，全市共接待群众476.6万人次，彻底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无处找人、找不着人的状况。
群众有意见就要有办理答复，否则就是“假”制度。
“村民张义华2011年元月17日反映的岩口林权纠纷一事，支部元月18日办结。办理情况如下：转交司法所解决。”这是一张黔江区兴泉村《群众意见交（转）办及反馈单》第三联的内容。按规定，对群众反映的一般事项，由接待人即接即办；对重大事项，村、社区每月召开一次民情分析会，汇总梳理、分类办理。村、社区能办的办，不能办的，逐级上报。所有事项办理结果限时向群众答复，并由群众评价签字。
“三项制度”让基层干部知道了干什么、怎么干，使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了。秀山县梅江镇兴隆坳村2006年时还是全县的后进村，干群关系紧张。2007年经过换届选举，新“两委”班子上任后，带领群众发展生产，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态度大为转变。干部要开院坝会，群众会早早地过来等着；村里要组织夜间巡逻队，年轻人便积极报名，无偿参加。党组织的吸引力大大增强，要求入党的人多了。近四年，新发展党员45人，最年轻的入党积极分子才18岁。
许多村干部说，过去参加选举没有底气，现在不怕了，“三项制度”让老百姓进一步了解我们、信任我们，相信大家会投我们的票。云阳县栖霞镇小山村地处边远，宗族势力大，20年来村“两委”换届选举从未一次性选举成功过，但今年初的“两委”换届不但一次选举成功，而且年轻的村支部书记陈亮全票当选。村民们都说，现在村干部落实“三项制度”，和村民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生产生活，我们当然拥护，投他们的票。
记者在南川区兴隆镇金花村看到，党员的家门口都挂着“共产党员”的牌子，党员的胸前都佩戴着党徽。村民谢芳丽笑着对记者说：“现在的村干部经常来家里坐坐，对村民可亲了，家里的狗见了他们都摇尾巴。”
据介绍，“三项制度”实施以来，全市共帮助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357.8万件，群众满意度达96.5%，调解矛盾纠纷27.6万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7万件，信访总件次和总人次每年下降20％以上。
党员干部不到群众中去，哪来的鱼水情
——“三进三同”突破了干部与群众联系方式的官僚化、联系渠道的狭窄化、联系手段的唯物质化，推动了机关干部下高楼、出大院，接了地气，机关干部在与群众同甘共苦中净化心灵、锻炼党性。
制度背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党的执政环境发生变化，干部脱离群众的风险加大,部分干部逐渐淡化群众观点、淡漠群众感情、淡忘群众路线，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滋生蔓延。随着工作条件改善，过去穿汗衫现在穿西装、过去穿草鞋现在穿皮鞋、过去骑自行车现在坐小汽车，部分干部养尊处优，离群众越来越远。干部队伍结构发生变化，“三门”（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干部增多，他们对农业不熟悉，对农村不了解，对农民少感情。
“办公条件越来越好，群众办事越来越难；高速公路越修越多，干群距离越来越远；通信条件越来越好，干群联系越来越少。”
“五六十年代能摸到腿（同住），七八十年代能听到声（广播），九十年代能看到烟（小车），现在只能瞧到影（电视）。”
这就是一些地方机关干部脱离群众的真实写照。更为严重的是，这已经成为相当多的老百姓对干部的普遍印象。
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指出：“如果干部都浮在上边，不跑农家地头，远离基层，脱离群众，就要出‘大毛病’，党就会有大危险。”
面对机关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必须下功夫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作风教育。但如果仍然沿用学院式说教、课堂式灌输的培训教育方式，就难以收到感同身受、刻骨铭心的效果。
如何破题？重庆市委党校承担了这一重任。他们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一改过去传统教学方式，开展了“让我来当村支部书记”活动，让学员到农村、到群众中，去感受真实的基层工作与生活，在群众工作的摸爬滚打中磨练作风，以增强党性作风教育的实践性、实效性。
当了七天村支书，学员们马上便有了全新的感受：“这个村是我见过的贫困面较大、程度较深的一个村。这里城乡反差给我很大冲击。除了体验贫困生活，心灵受到洗礼，更重要的是我收获了一些对‘三农’问题切肤的思考。”——开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陈政。
“心理健康方面在村里是个盲区，村民说‘活了几十岁，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知识’，并要求我每年去给他们做一次心理辅导。我感觉，对农村的精神扶贫很不够。‘心穷’比物质的贫穷更可怕。”——北碚区科协主席张力。
……
这就是学员们在党性实践锻炼活动中的真情实感。这样的实践教育入脑、入心。重庆市把这个活动进一步提炼、规范，使其制度化，便形成了“三进三同”，从党校学员的实践课堂变成了全市机关干部的工作常态。市委规定，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的干部每年用1周时间参加“三进三同”，其中新招录公务员和新提任领导干部要用1个月时间。同时，按市领导每人3户、市管干部每人2户、区县管理干部每人1户、一般干部每个支部1户确定“结穷亲”对象，做到机关全覆盖、干部全参与。如今在重庆农村的田间地头，抡着锄头翻地的，可能就是市委市政府某个部门的部长、局长，某个区（县）的书记区（县）长。
为防止活动“一阵风”，重庆市科学设计活动制度，把临时之举变成长效机制，将“三进三同”、“结穷亲”写入市委全委会决议，列入“民生十条”，并作为年度考核和评价干部“德”的重要方面，纳入创先争优“一讲二评三公示”重要内容，专门作出制度安排。
在重庆市党校学习期间，潼南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万军用一周时间深入到忠县任家镇天星村走访干部群众，开了8次院坝会，为该村协调资金100万元解决民生问题，为村经济发展提出了30多条意见。万军说：“我深深感到，这是补经历、补能力、补感情的课堂，是思想上的第二次入党。”
“三进三同”活动不仅注重贴近性，更强调实效性，要求带着政策、办法下去，带着问题上来，带着群众的笑脸回来，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正其说，各级机关干部在“三进三同”和“结穷亲”活动中，围绕“五个重庆”、“民生十条”、“两翼”农户万元增收、“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等中心任务，走家串户讲政策，牵线搭桥引项目，用心用情解民困，既解决了基层大量民生诉求，又加速了全市统筹城乡发展。
如果说一些机关干部养尊处优，长期脱离基层，思想上出了问题，需要“三进三同”的话，那么“三门”干部在人生阅历上就更需要补上这一课。
据统计，重庆市级机关处级以下干部相当部分没有乡镇工作经历。这些干部不缺文化知识，缺的是实践历练和同老百姓的深厚感情。有的不懂群众话，不知群众事，不会群众工作；有的不了解市情民情，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样的干部做出的决策怎么能够符合实际。
重庆市旅游局市场营销处处长邵建华在丰都县乌羊村五组李文柏家住了一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让他终生难忘。邵建华说：“天天呆在办公室，以会传会，以文传文，到基层走马观花，长此以往，我们研究制定的政策肯定与基层实际和百姓的诉求脱节，与老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远。”
为防止活动走过场、增添基层负担、影响群众生产生活，重庆市严肃纪律，专门出台“六不准”规定：不准事先踩点，不准层层陪同，不准特殊接待，不准搞形式主义，不准见钱见物不见人，不准擅自缩短时间。
“三进三同”、“结穷亲”将党的政策落地与民声民意传递由单向传输变为双向式互动、介质传输变为无缝式对接、空洞式说教变为亲情式沟通，实现了干部群众“零距离”接触。三年来，全市机关干部共有34.7万人次参加“三进三同”，“结穷亲”57.6万户，直接受益群众864.4万人。
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指出：“如果党员干部不主动关心群众，干群关系就不是鱼水关系，而是油水关系了；共产党员要树立一种理想，立志为百姓多办实事，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每一个角落，那样，老百姓就会从内心喊共产党万岁！”
来了之后我才发现，农村是个大舞台
——“三万计划”打破了城乡人才资源分割的结构，通过统筹配置，推动城市人才“裂变”、农村人才“聚变”，树立了新形势下各类人才服务农村的价值导向，带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制度背景：人才结构性短缺，区域性不平衡，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致使农村人才极度匮乏。在重庆2300万农民中800万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能人难找、干部难选，导致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不强，农村带头人带头无力；而与此同时，在城市，一些机关领导干部50岁左右就退居二线，无事可做，不少专业技术人员没有科研项目无用武之地。
重庆作为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于一体的直辖市，统筹城乡发展难点在农村、关键在人才，这已是重庆人的共识。
在重庆采访，记者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乡镇的计划生育服务站，配置了B超、X光机等先进设备，遗憾的是工作人员不会用，三四年包装箱都没打开过。重庆农村人才短缺可见一斑。
然而同样是人才问题，在城市却是另一番景象：机关干部50来岁就“改非”退二线没事干了；一些科研单位不少专业技术人员闲置；城镇学校老师超编。
城市人才富集，农村人才匮乏。这是重庆城乡统筹面临的人才困境。统筹城乡人才资源，促进城市人才“裂变”与农村人才“聚变”，打破体制性壁垒，推动人才无障碍流动迫在眉睫。于是“三万计划”适时出炉，通过服务农村的方向引导，来激活城市人才资源。
在石柱县龙沙镇大沙社区，记者见到了24岁的大学生村官杨梅。“我就是‘三万计划’中的三万分之一。”杨梅笑着说。杨梅是经重庆市统一招考进入大沙社区的，她的到来，给这片波澜不惊的土地带来了新鲜气息。
“来了之后我才发现，农村是个大舞台。”杨梅经过市场考察，结合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决定种植生姜。先示范再推广。她联合同事筹资6万元，承包10.85亩大棚，一个季度纯收入3万元。她把利润的20%用作村里的培训经费，推广种植技术。目前，村里初步形成了高效种植产业。
村支书秦大启说：“杨梅带来了城市的文明，就连穿着打扮都是村里年轻人的模仿对象。更重要的是她有知识、懂技术，带来了新的理念。她不是毛孩子，是能帮我们致富的人才啊。”
这项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万名大学生村官计划”，5年内选派1万名大学生到村任职，把选调生、“三支一扶”、志愿服务西部（重庆）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集中整合进来，在“万名大学生村官计划”里，统一政策，先参加公务员考试取得村官资格，到村服务2~3年经考察合格的，再正式录用为公务员。目前，全市已选派大学生村官10028名，在最近开展的村换届选举中，187名大学生村官当选为村书记、主任，364人当选为副书记、副主任。
“大学生村官制度培养了一批熟悉基层、了解国情的干部。让他们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建立以基层和生产一线为源头的干部培养链的重大举措，是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新路径。”重庆市委农工委书记、市农委主任夏祖相说。
据介绍，市、区县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补充工作人员，重点面向大学生村官，比例不低于80%。2008年全市选派的大学生村官已有1949人经考察录用为公务员，占该年选派村官数的99.2%，其中，有50名大学生村官被遴选到市级机关，493名遴选到区县部门。
如果说“万名大学生村官计划”是为了培养年轻人的才干，是人才下乡，那么“万名干部驻村计划”则是为了发挥城镇干部的经验优势，是管理下乡。
按规定，重庆市每年从区县和乡镇机关抽调1万名“改非”干部和年轻干部到村，担任党建指导员或“两委”负责人，保证全市一村一名驻村干部。目前已选派26801人次，引进项目7038个、资金11.2亿元，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569个，治理“难点村”376个。机关干部派驻农村，既充实了基层群众工作力量，又盘活了干部资源、培养锻炼了年轻干部。
“年轻时到农村当知青，现在又回到农村，感觉不一样，因为有了更多的知识、更丰富的经验，可以为农村发展多干些实事了。”綦江区三江镇龙塘村驻村干部杨连海说。
杨连海原是綦江区交委纪委书记。2009年全市“以城带乡万名干部下乡驻村”行动启动后，他主动申请参加。驻进龙塘村后，杨连海帮助村民种植木瓜和时令蔬菜，自学木瓜管护知识，手把手教村民除草、施肥、治虫。两年来，在他的带领下，该村发展了木瓜产业300余亩，种植时令蔬菜200余亩，种植莲藕50余亩，帮助全村80%的农民提前实现了万元增收梦。
要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现代农业技术，要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农村教师，要建设“健康重庆”离不开优秀的乡村医生。作为“三万计划”的一部分，“万名专业技术人才支农支教支医计划”在加快构建以城带乡人才支援新格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永川区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副站长黄建坤在该区金龙镇服务期间，向镇村提出了蚕桑综合开发利用的建议，推行“桑-蚕-菌-沼”生态循环蚕业新模式。在生产关键时期，他都要到农户家进行1~2次技术指导。经过两年的努力，养蚕户每亩新增产值3000元以上，受益农户200余户。
统计显示，三年来，全市共选派“三支”人员29499人次，向基层输送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推广先进实用技术5000余项，开展各类培训3950多场次，培训基层干部、教师、医生和农民340万人次。
人才的引导需要制度保障。重庆市相继制定实施大学生“村官”管理暂行办法、专业技术人才支农支教支医选派管理暂行办法和驻村干部工作规范，建立日常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机制，促使“三万计划”人员下得去、呆得住、干得好。对参加“三支”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优先评聘职称、破格申报评聘等政策；对驻村期间表现特别突出、群众公认的“改非”干部可继续晋升非领导职务，年轻干部可列为后备干部、优先提拔使用。
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范照兵说：“人才下乡、技术下乡、管理下乡，‘三万计划’覆盖了三个群体。对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加强基层村民自治，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对于缩差共富，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把话语权交给群众，让百姓做党员干部的评判官
——“三维考核”扩大参与范围、细化考核指标、科学设计权重，不仅大量运用量化指标，而且把话语权交给群众，倒逼干部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有机统一，大大激发了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在动力。
制度背景：考核是道“世界性难题”，现有的许多考核制度往往面临“五难”，即业绩考核难量化，干与不干、干得多与少、好与坏没有严格的标准；品德考核难做实，德的考核标准空泛化，方法简单化，结论公式化；“官评官”难逗硬，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考核测评，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导致考核结果失真失实，助长“好人主义”；“民评官”难参与，群众参与不进来，信息不对称，意见不管用，民意调查往往流于形式；“考”和“用”难结合，考核结果大多不用，评选先进轮流坐，选拔干部基本不看考核结果，推荐票数成关键，考核失去生命力。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要把重庆市制定的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体系完全落到实处，不走过场，取得实效，必须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重庆市确立了考核改革的思路：要从根本上激发干部服务群众的内动力，就必须在考核内容上更加注重民生，在考核方式上更加注重民意，在考核结果上更加注重使用，从制度机制上促使干部自觉践行宗旨、执政为民。
遵循这一思路，重庆系统设计了实绩考核、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三维考核”模式，在破解考核难题、增强考核的科学性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地处大巴山深处的巫溪县是重庆市最贫困的县，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在全市垫底。按传统的考核体系，领导班子想得先进可能性不大。但在2009年度全市考核中，该县班子却被评为先进领导集体。究其原因，除了全县经济发展较快之外，主要得益于民生工作抓得好，在民意调查时群众打了高分。
“新的考核办法突出民生。在考核分数中，60%权重直指民生。注重民意，民意调查所占权重为30%。只要我们服务群众有成效，照样也能当先进。”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深有感慨，“三维考核”可以说是干部考核制度的一大突破，使干部普遍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
实绩考核是检验干部的“度量衡”、考核干部的“重头戏”，也是重庆市干部考核机制的重大创新。
“指标必须细化和分解，把科学发展涉及的各个领域尽量用具体项目和客观数据量化出来，不仅要让考核化虚为实，变模糊评判为精确考核，也要让区县领导明白执政的要义与重点，以此克服在考核过程中凭印象打分等弊病。”重庆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强调说。
以渝北区为例：该区党政领导班子2010年度考核总得分87.237，列主城9区第二名，评为“先进领导集体”。其中：经济社会发展实绩91.703分，党的建设实绩98.778分，民主测评97.622分，民意调查72.485分。按“三维考核”规定，各项所占权重分别为50%、10%、10%、30%。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项下，又细化为城乡居民收入、就业和社会保障、森林重庆建设等指标。以此类推，逐项分解。
“实绩考核用权威的统计数据说话，一笔一笔算细账。想做假是不可能的。”永川区副区长许宁说。据介绍，对区县的实绩考核，以31个市级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采取不同的计算方法进行计分。
考核的指向就是发展的导向。比如，围绕重庆市委提出的民生导向发展思路，不断加大民生改善考核力度，“群众收入”、“就业保障”、“教育卫生”等民生成为考核重点。
对于存在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重庆对40个区县，按不同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功能定位，分成四组考核，指标及权重各有侧重。
在整个考核体系中，无论制度多么严谨，如果总是“官评官”、自我监督，这本身就是缺陷，需要“民评官”来弥补。然而如何使“民评官”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不至于走过场，“三维考核”通过引进“民意调查”解决了这个问题。考核评价干部，最高标准就是看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民意调查”是考核干部的试金石。
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126号的科技大楼，从外表看上去极为普通，重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就设在这座大楼的第十二层。这个过去很少被人关注的民调中心，近年来却成了重庆市各级干部谁都不敢忽视的地方，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这里打出去的电话就会与他们的业绩考核直接相关。中心主任王军说，对区县的民意调查主要采取电话调查和入户调查两种方式，全部委托“重庆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独立开展。电话调查通过计算机随机拨打、全程录音。入户调查事先随机抽取，在不通知区县、不借助当地力量的情况下，由民调人员直接走村入户面对面调查，确保民调结果客观真实。
在民调中心，记者按照民调规定流程，通过计算机随机抽样并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为保护被访者信息，电脑上只是显示号码属于江北区。按照格式化的调查内容，记者向被访者提问，“你们那里有没有该吃低保没吃、不该吃的吃了的情况”、“你家今年的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等等，电话那端的回答真诚朴实，发自内心。
这是用老百姓对自身衣食住行、安危冷暖的主观感受，客观反映区县领导班子的工作成效。据了解，重庆市逐年扩大干部考核的民调样本和提高民调权重，2010年样本量达7.8万个，占区县常住人口的2‰，权重占到30%。
九龙坡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郑和平说，民意调查是把“软指标”变成了“硬压力”，推进工作不能有半点虚假，假了民调中就会“露馅”；执行政策不能有半点走偏，偏了民调中就会“露形”；制定决策不能有半点随意，错了民调中就会“露底”。
鉴于民主测评主要在上下级、同级之间进行，易受感情利益等因素影响，逐步降低权重。目前，“民主测评”是三维考核中权重最小的一项，占10%。以前的民主测评因为考核体系没有细化、不规范，打钩靠感觉、凭印象，往往关系感情起作用，考核结果难实难真，一些地区和部门并不重视。
市安监局局长肖健康说：“现在的年度考核将德能勤绩廉细化为测评者可以感知的指标进行民主测评，而且民主测评由市考核办统一组织，干部逐一登台述职，提前一天发放测评票，比以前严格得多，规范得多。”
创新“德”的考评是“三维考核”中的一个亮点。专门制定德的考评办法，在传统正向测评的同时，抓住干部队伍带倾向性、群众反响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列出“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态度不坚决行动不迅速、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风不浓玩风浓，不信马列信迷信，烧香拜佛看相算命测风水”、“插手工程，干预招投标，为亲戚朋友说情打招呼，谋取不正当利益”、“交际广、拉扯大，收受礼金红包”等10种负面现象进行反向调查。由于采取了“按图索骥、对号入座”的办法，从而改变了过去德的考核分不出差别、看不出问题的情况。
“以前打分，对不是自己的主管领导，都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就凭印象随便打分。现在测评范围把熟悉干部日常工作和生活群体作为主要测评范围，重点在单位职工、服务对象中进行。现在测评会前就在内网上看到了领导的述职报告，打分时有把握多了。”市教委组织干部处工作人员唐樵说。
重庆市十分重视运用年度综合考核结果，把考核结果与干部激励奖惩和选拔任用结合起来。年度考核结果进入干部档案，成为选拔干部重要依据。对考核结果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干部，将分别进行诫勉谈话和组织处理。三年来，根据考核结果，市委提拔重用干部673人，诫勉谈话82人，调整交流257人，免职改非36人，在全市树立了干事有责、成事有功、败事有罚、奖惩分明的正确导向，“考”出了科学发展内动力，“考”出了干部队伍精气神，“考”出了选人用人公信度。
记者思考
冒着初冬的轻雾和湿冷的细雨，记者穿巴山过渝水一路走来，从城市走到乡村，从社区走到农户，当一幅幅崭新的画面映入眼中，当一句句朴实的话语刻入脑海，当一个个鲜活的事例跃然纸上，“三项制度”，“三进三同”，“三万计划”，“三维考核”，之前这些抽象的概念在重庆几十万党员干部的身体力行中变成一个个生动形象、有血有肉的具体实践。重庆市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制度设计、内容形式、实践载体、考核评价，基层干部、机关干部、各类人才联系服务群众的不同要求和方式等方面进行探索实践，建立推行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体系。透过这些具体实践，我们能看到这些概念之间所蕴含着的科学而又严谨的逻辑关系，那就是，通过建立落实“三项制度”，着力破解了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身边群众的制度规范问题；广泛开展“三进三同”活动，着力破解了新形势下党的领导机关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方式问题；深入实施“三万计划”，着力破解了新形势下促进各类人才直接服务基层群众的方向引导问题；推行完善“三维考核”，着力破解了新形势下激励领导干部心系群众的驱动机制问题。这“四个破解”，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完整涵盖党的组织基层工作的方方面面，构成一个科学严谨的党基层组织工作的体制机制。
重庆这些制度创新是秉承了群众路线的精髓，顺应了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现实要求，把党的核心价值和群众路线落实到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以改革精神探索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形成了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和规范性。这一体系的建立和推行，不仅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效，具有重要的启示性，而且给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带来了许多思考。
思考一：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让党员干部与群众常来常往、心心相印。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只有对群众怀有深厚感情，才能有联系服务群众的高度自觉。
重庆市通过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三万计划”等活动，把联系群众的简单号召、理论说教变成身体力行，党员干部在睡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村活中，学会了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取得了思想升华、能力提升的双重效果。实践证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必须组织动员党员干部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在与群众摸爬滚打中改造主观世界，在与群众朝夕相处中培养深厚感情，真正做到人对人、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增强群众工作的亲和力感染力。
思考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必须牢牢抓住群众利益这个“牛鼻子”。群众工作的核心是协调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说到底是为群众服务的问题，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谋利益的问题。
重庆市把党的工作与群众利益直接挂钩，将群众工作与老百姓的冷暖安危、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引导党员干部在实施“三项制度”、“三进三同”、“三万计划”的过程中，将党委政府的惠民富民政策一件件落实到基层，将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桩桩地认真解决，让群众遇到困难有人帮，碰到问题有人解，感觉到党员干部时时处处都在自己身边。实践证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必须从群众的衣食住行入手，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做起，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现实利益问题，让群众对党的感情认同建立在利益认同的基础之上，心甘情愿跟党走。
思考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必须促使党员干部历练成长为保持“工农”本色的干部。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因此，党员干部必须到人民中历练，拜人民群众为师，向人民群众学习，保持“工农”干部的本色。
重庆市坚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社区，深入农村农户，拜人民为师，向群众学习，与他们同甘共苦，既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又大大提升了干部能力素质。实践证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必须使党员干部深深扎根于工农群众，在基层一线的摔打和历练中，培育吃苦耐劳、艰苦奋斗、踏实干事的朴素作风，做到能吃百姓饭、说百姓话、做百姓事、干百姓活，真正保持工农本色。
思考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让老百姓成为党员干部的评判官。干部是否密切联系群众，群众最有发言权。干部的履职情况和工作业绩，群众心里有本明白账。要引导干部做到执政为民，就要真正落实群众在考核评价中的话语权，真正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干部政绩的试金石。
重庆市探索实施的“三维考核”，内容关注民生，过程扩大民主，结果尊重民意，把“话语权”交给群众，实现了在党管干部原则下，群众的意见有序、有效进入到干部评价使用中来，大大激发了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在动力。实践证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必须用好考核这个“指挥棒”，让群众真正成为评判员，建立完善一套“民评官”、“民荐官”的考核评价机制，不断扩大群众对干部考评选用的有序参与，真正让亲民爱民为民的干部出得来、上得去，促使干部两眼向下、一心为民、干净干事。
思考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要有实打实、硬斗硬的系统制度设计。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不是一时之计、不能一般号召，搞成“运动”、搞成“一阵风”。要长期坚持、取得实效，形成常态，须得有制度来保障，而且不能就事论事“单打一”，应该系统谋划、整体设计、综合实施。
重庆市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体系的制度设计，在功能设置上形成了从理论武装、实践载体、激励机制到条件保障的完整链条，各项制度功能定位清晰、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在参与主体上实现了全面覆盖，涵盖了党员干部的各个类别；在流程安排上体现了系统配套，既包含了接待来访、走访慰问、结对帮扶、蹲点调查、化解信访等联系服务群众的多种方式，又整合了知识下乡、技术下乡、管理下乡等联系服务群众的各种手段，使群众工作立体化、网络化，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作体系，已经发挥出良好效应。实践证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必须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类别党员干部的特点，形成可行务实、刚性逗硬的系统制度设计，促进党的群众工作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