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肖克 张丛 刘久锋
贵州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新世纪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把扶贫工作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贵州最大的民生，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359.7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1.8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595元，还开展了一系列扶贫开发创新试点，为全国扶贫工作创造了经验。11月29日下午，本报记者专访了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
记者：这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深入分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并对推进新一轮扶贫开发提出新的要求，你对这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有何感受？
栗战书：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胡锦涛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系统总结了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深入分析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对深入推进新一轮扶贫开发提出新要求。温家宝总理对未来10年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进一步作出动员和部署。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加快新10年扶贫攻坚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深入推进扶贫开发是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坚持党的宗旨、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在全党全社会和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到2010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2688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它进一步印证了一个真理：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力量；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记者：温家宝总理指出：“贵州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与全国缩小差距的象征，贵州是比较落后的地区之一，迅速发展起来，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你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栗战书：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贵州扶贫开发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对贵州扶贫开发寄予了殷切希望。去年胡锦涛总书记就对贵州作出了“要继续抓紧抓好扶贫开发，探索扶贫开发的新途径新方式”的重要指示。这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更是明确指出“贵州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与全国缩小差距的象征，贵州是比较落后的地区之一，迅速发展起来，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给全省上下极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我们勇于在落后现状下闯出一条扶贫新路的信心和追比、进位、赶超的决心。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面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扶贫开发作为贵州最大的民生，把扶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举全省之力，向贫困发起“总攻”，确保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绝不拖全国的后腿。
记者：目前，贵州扶贫开发处于什么阶段？有什么阶段性特征？
栗战书：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汇融合的内陆山区省份，是长江和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是革命老区和全国扶贫攻坚的决战区。新世纪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中央部委办的大力支持下，全省各族群众众志成城、奋力拼搏，共同创造了扶贫开发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基本结束了农村总体贫困的历史，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359.7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1.8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595元，农村贫困面貌明显改变，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贵州和全国其他省区一起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贵州正与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指标、增速的提升，是在基数小、层次低的情况下实现的，与中央的要求比，与兄弟省份比，差距还很大。从总体上看，贵州“欠发达”特征仍然突出，人均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均处全国靠后位置，小康实现程度落后全国10年左右，扶贫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艰巨。
从扶贫开发的形势任务看，我省仍然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是全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的决战区和示范区，是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关键地区。按1274元扶贫标准测算，2010年我省贫困人口418万，占全国2688万的15.6%，居全国第一。如果按提高后新的扶贫标准2300元测算，2010年全省贫困人口有13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37.8%，两项指标均为全国第一。
从贫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看。贵州区域贫困与深度贫困并存，贫困问题与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并存，经济发展落后与公共服务欠缺并存，生态环境脆弱与人口素质偏低并存，“欠发达”特征仍然突出，人均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均处全国靠后位置，小康实现程度落后全国10年左右。我省的贫困现象既是历史的、自然的、经济的集中体现，又是社会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要从根本上改变贵州贫困落后面貌，绝非轻易，绝非一日之功，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新时期贵州的发展，已成为事关全国政治稳定大局，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事关全国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大局，事关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大局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记者：这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后，贵州对新十年扶贫开发确定了什么样的战略目标？
栗战书：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开启了新十年扶贫开发的新篇章，也给正处于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贵州注入无穷的动力。
我们的总体思路是：以这次会议为契机，抢抓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和“十二五”规划的战略机遇，抢抓国家支持贵州发展的重大机遇，坚持“三个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方针，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扶贫开发机制，着力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把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在我省覆盖区域作为主战场，集中资源打好扶贫脱贫攻坚战；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减贫摘帽”激励机制；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扭转和缩小东西部发展的差距，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们的总体目标是：牢牢把握“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重点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工业化致富农民、城镇化带动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推动贫困地区“五年上台阶，十年大跨越”。
第一阶段：到2015年，按照国家扶贫标准，贫困人口数量比2010年减少一半；实现3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500个贫困乡“减贫摘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幅2个百分点以上，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平均指标达到2010年省内先进地区水平。
第二阶段：到2018年，全面实现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934个贫困乡“减贫摘帽”。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得到根本扭转，贵州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记者：前面你讲到扶贫开发是贵州最大的民生，要把扶贫开发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来抓。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将怎样推进“第一民生工程”？
栗战书：贵州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份，全国每6个贫困农民中，贵州就占1个；而在贵州，7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是贫困人口。此外，贵州还面临诸多必须直面的现实难题——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吃粮、收入、脱贫这三道民生问题，成了贵州最大的负重。加大扶贫开发力度，让上百万农村贫困人口从穷困的沼泽中走出来，让已经脱贫的农民不再返贫，成为贵州加快发展的头等大事。
因此，今后十年，我们将坚持把治穷作为治省的基本方略，把扶贫开发作为贵州最大的民生，集中全省之力，着力解决一些最紧迫的民生问题。一是围绕最突出的民生，瞄准武陵、乌蒙、苗岭三大连片特困地区实施扶贫攻坚，到2018年全面实现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934个贫困乡“减贫摘帽”。二是围绕最基础的民生，加快基础设施向县乡延伸，实现100%的乡镇通油路（水泥路）、100%的建制村通公路，县县通高速公路，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和农村工程性缺水问题。三是围绕最急迫的民生，全面完成130万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完成对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和地质灾害易发区35万户15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态移民搬迁任务。四是围绕最长远的民生，全面建立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长效机制，大幅提高贫困地区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8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7%，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五是围绕最普遍的民生，加快建立“扶贫开发制度+农村低保制度+临时救助制度”有机融合的三位一体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和救助标准，防止返贫。六是围绕最根本的民生，实施百万农民工创业工程，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建立贵州与东部发达地区大规模干部培训、交流、挂职锻炼的长效机制，提高贫困地区干部领导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和水平。
记者：国家将把特殊连片困难地区作为今后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对于贵州来说，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机遇？
栗战书：在今年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提出：未来10年，我国将把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作为扶贫开发工作首要任务，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主战场，力争到2015年，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在国家划定的11个连片特困片区中共有505个县，其中我省65个县分别纳入了武陵山、乌蒙山和滇黔桂石漠化3个片区，占全国11个片区县数的12.9%。这意味着贵州迎来了一个发展战略机遇期。我们将把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地区在我省覆盖范围内的区域作为新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把片区内的65个县作为新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攻方向，把934个一、二、三类贫困乡（镇）作为新十年扶贫攻坚的核心区，把在扶贫标准以下，具备劳动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口作为新十年扶贫攻坚的主要对象，瞄准最穷的穷县、穷乡、穷村、穷人，以县为基础制定和实施扶贫攻坚工程规划；把助农增收作为主要目标，以调整结构、突出重点、规模发展、推进产业化为主要抓手，打造具有贵州特点的十张扶贫产业“名片”；把集团帮扶作为主要方式，以“减贫摘帽”为主要手段，力争到2018年实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贫困乡全部脱贫“摘帽”；着力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新格局，按照资金使用“用途不变、渠道不乱、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原则，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建设和生态建设，推进东西扶贫协作，动员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扶贫事业，为扶贫对象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努力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1月15日，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规划》确定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涉及贵州省16个县市区，总面积2.9万平方公里以上，占贵州省总面积的16.6%以上；总人口611.8万人以上，其中农村人口583.3万余人，是贵州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之一。可以说这是继西部大开发后，国家对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施的又一战略性政策支持。“十二五”期间，我们将通过在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业、茶产业、油茶产业、中药材产业、扶贫攻坚、民生改善、生态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实施产业全覆盖，为全国连片特困地区闯出一条新路子。
记者：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关系效果，扶贫开发尤其是这样。您认为，贵州扶贫在突破体制机制壁垒和政策壁垒方面，已有哪些重要探索和创新？
栗战书：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同样是推动扶贫开发的不竭动力。近年来，我们转变观念、创新思路，推动扶贫工作发生了“五个转变”。一是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推动扶贫开发由过去的单个项目扶持向产业化扶贫转变。二是着力实施集中连片开发，推动扶贫开发由过去的一村一户扶持向区域性扶贫和扶贫到户并重转变。三是着力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扶贫开发由过去解决温饱为主向注重全面发展转变。四是着力构建大扶贫格局，推动扶贫开发由“单打独斗”向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为主转变。五是着力创新机制，推动由“等、靠、要”向主动“减贫摘帽”转变。今年，我省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摘帽不摘政策”的激励措施，极大地激发了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实行“摘帽不摘政策”，就是要改变“等、靠、要”、小富即安、不富也安、争戴“贫困帽”的惰性思想，改变贫困地区发展动力不足、依赖性严重、越扶贫越想保“贫困帽”的现象，解决事业心、责任感、危机感、能动性、执行力不强的主观问题。对提前“减贫摘帽”的县、乡，贵州实行“三个层次”的奖励：即对提前“摘帽”的县、乡，原有扶持政策不变，并从“摘帽”当年起至2018年，每年给予定额奖励；对减贫人口任务完成好的县、乡，按减贫人口的不同成效，分段给予定额奖励；对提前“摘帽”的县、乡党政负责人，除给予表彰奖励外，经考核评定合格，符合条件的，优先提拔任用。
可以说，机制的创新，让新一轮扶贫攻坚有了“原动力”。
这些年来，我们通过整合部门资源、对口帮扶资源、社会资源，形成党政主导、部门社会参与、资金多元投入的大扶贫格局。由于不断整合资源，不断将各种有利要素集结发挥，改变了过去零敲碎打的扶贫方式，做活了“1+1>2”、“1+1=N”的算术题，机制创新增添了新活力，综合治理取得了多重互动效应。
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努斯说，要用金融方法来进行扶贫。那么贵州的金融扶贫总体上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呢？将如何做好信贷扶贫？
栗战书：扶贫资金严重不足一直是制约贵州扶贫的瓶颈。近年来，我省与金融部门探索了“以政府为主导、银行具体办理”的信贷扶贫模式。信贷扶贫资金在我省扶贫资金总额中比重逐渐增多，对帮助我省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尤其是促进贫困群众转变观念，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走开发扶贫路子具有重要作用。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斥资100亿元开发性金融支持贵州扶贫开发，通过打造组织平台、融资平台、担保平台、社会公示平台和信用协会“四台一会”的融资模式，探索建立“政府选择项目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实现市场出口”的长效机制，解决我省扶贫开发资金短缺问题。对于省、市（州、地）级的重大扶贫项目以及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中小企业、扶贫龙头企业，推行“扶贫县市推荐项目、专家银行评估项目、企业申报贷款、多形式担保、省扶贫办贷款贴息、企业承贷承还”的运作模式，共同防范和降低贷款风险。
记者：这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强调，要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实现农民自我发展。目前，贵州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哪些经验？今后将怎样做？
栗战书：经过新世纪的扶贫开发，我们基本形成了“党政主导、社会参与”的扶贫格局，创造了具有贵州特点的“六大模式”。一是“长顺做法”。即根据山区特点，以提高土地单位面积投入产出比为目的，在草地生态畜牧业、油茶、果药产业中，结合下经济、粮经套作、果药套种等发展“短平快”项目，成功探索出“一业为主、多品共生；种养结合、以短养长”的长顺山地农业扶贫开发模式，唱响了希望在山、潜力在山、致富在山。二是“印江经验”。即“以整村推进为基础、整乡数乡连片开发、区域县域推进”为主要特点的印江经验，得到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充分肯定。三是“晴隆模式”。即在石漠化地区通过种草养畜，利用生物手段修复生态，有效治理石漠化，促进农民增收的扶贫工作措施。四是毕节试验。即以“产业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凝聚各方力量、多重优势叠加的“毕节试验”，为贫困地区探索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有机结合的科学发展道路。五是集团帮扶。即由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省领导带头，省直部门、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军队和骨干企业参与，定点联系贫困县、乡，并在每个帮扶乡投入10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帮扶乡整体脱贫的省领导集团帮扶模式。六是智力扶贫。即围绕“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在深入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的进程中，针对产业化扶贫项目和二三产业所需人才，开展各种实用技术培训，实现“门口办班、就地培训、出门就业”。同时，实施“雨露计划·圆梦行动”和“雨露计划·助学工程”，资助农村贫困户子女接受高中等学历教育，阻断了贫困延续。
这“六大模式”的形成，是我们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的结果，是贫困群众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结果。过去十年扶贫开发的实践再次证明，小康只能是干出来的，不是等靠要来的。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要把激发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作为重要任务，借助外力，启动内力，增强活力。一要激发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思想意识。引导贫困地区群众正确认识国家扶持、社会帮助与自身努力的关系，增强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主动性，牢固树立苦干实干、奋发图强的思想，靠政策、靠智慧、靠勤劳改变贫困面貌，牢固树立致富光荣的思想，形成人人思富、人人敢富、千方百计致富、你追我赶争富的氛围。二要激发贫困地区干部战胜困难的思想意识。干部是群众的领头雁，只有干部带着干，群众才会跟着办。要把武装贫困地区干部的思想意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着力帮助干部学习领会精神、促进思想统一，帮助干部理清发展思路、促进科学发展。要通过引导干部用新的眼光，正确分析贫困产生的原因，充分看到加快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变压力为动力，树立战胜困难、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志气和雄心，从而带领贫困群众走上脱贫致富的小康之路。三要激发全省上下战胜困难的思想意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把思想统一到发展上、心思集中到发展上、力量凝聚到发展上，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让全省上下扶贫济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让干事创业的热情充分迸发出来，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千方百计排民忧、解民难、帮民富、惠民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艰苦奋斗、长期奋斗、不懈奋斗，形成举全省之力奋力攻坚的态势。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事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贵州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彻底消除贫困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追求。我们将大力发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和“开放创新、团结奋进”的贵州时代精神，用矢志不渝的追求、艰苦奋斗的精神、真抓实干的作风、滴水穿石的韧劲，把压力层层传递，把动力层层提升，牢记使命，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坚决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我们的历史任务，到2020年确保贵州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把贵州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化多彩、民族团结、山川秀丽、人民幸福的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