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杭州市萧山区现代花卉苗木产业一角（资料图片）
编者按发展现代农业是党中央、国务院遵循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根据“三农”工作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延续数千年的国度中，如何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各地依托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经济条件，进行着生动的实践和探索。可贵的是，浙江在人多地少等资源条件制约中，高擎“义利兼顾”的文化大旗，始终紧紧围绕“市场”和“创新”，既保粮食安全又实现了农业的高效生态，走出了一条独特而富有成就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谱写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成功范本。解剖浙江样本，总结浙江实践，提炼浙江经验，将给各地发展现代农业诸多启示、借鉴和思考。
本报记者 孙林 宁启文 蒋文龙 张丛 胡立刚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国门内外，万商奔竞，浙江数尽风流。从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之地，到明清以来的江南鱼米之乡，再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先行之区，一代代勤劳智慧的浙江人延续着繁荣富裕的梦想，创造出无数的人间胜景。
抚今追昔，叹为观止！
不产木头，却有全国最大的林业产业；不产羊毛，却有称雄国内的羊毛衫市场；没有皮革，却有驰名全球的皮革城；300多个没有资源依托的块状产业群“无中生有”，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独领风骚。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浙江人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催生了新时期的温州模式、台州现象、宁波经验，并将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诸多“第一”写进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辉煌历史。尤其是，400多万浙商奔赴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100多万浙商走出国门在海外兴业，更是将浙江人的无尽风流体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相互促进中，浙江从创造农业的工业化路径到创新发展农业主体、创建农业要素集约平台，再到创立公共服务体系匹配农业市场化，以及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七山一水两分地”的浙江，用市场引导农业，用创新引领农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大步转型升级。
浙江范本、浙江创造在农业领域又一次掀起巨浪。
从“一只梨子卖五元”到“农业当作风景卖”——农业发展理念的浙江创新
从效益农业到高效生态农业再到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特色精品农业大省，十年磨一剑的浙江，走出了一条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农业创新之路
在祖国版图上只占1%的浙江，创造了全国7%的GDP总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6年列各省区第一位；在世界人口总量中不足1%的浙江，却有数百万浙商活跃在世界各地，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历数浙江经济所创造的成就，不能不追根溯源，挖掘独具特色的浙江文化。
从“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到“永嘉学派”的重商文化，千百年来，浙江文化逐渐形成了“义利兼顾”的精神内核。改革开放后，浙商的“文化基因”被全面激活，最终形成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正是在这一精神引领下，浙江人用创新理念和市场意识谱写出中国民营经济的亮丽篇章，也探索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独具特色的浙江道路。
在全国版图上，论粮食生产，浙江不能与其他许多省份相提并论，因为浙江全国陆地面积最小，人均耕地资源不足半亩，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平原、丘陵、山区、海岛样样俱全，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靠天吃饭表现特别突出；就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本身而论，农业只占GDP的5%，而且在日趋缩小，农民人均收入尽管连续26年蝉联全国省区第一，但农民增收以打工为主，农业的贡献只是个零头。
浙江还要不要农业，浙江还有多少土地发展农业，浙江的农业该如何发展，这样的争论出现在浙江农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反方的观点十分尖锐，也十分激烈，认为对浙江来说，搞农业是劳民伤财，浙江应该扬长避短，专注发展工业，只要有钱，不怕买不到粮食。而正是“义利兼顾”的浙江文化，在每一场争论中，引领浙江农业开拓创新，走出一个又一个困境。
上世纪90年代末，浙江人率先踏上了“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破冰之旅。“效益农业”这个生疏的概念开始进入生产领域。但什么是效益农业，怎么搞效益农业？
1998年，《浙江日报》刊登了一则报道，题目是“一只梨子卖五元”，说的是慈溪市农业结构调整，种出的梨子不是论斤卖，而是论个卖。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兴奋地批示：这就是效益农业。
浙江效益农业就此拉开大幕。整个社会开始兴奋地谈论效益农业，茶叶、食用菌、花卉苗木、水产等产业相继进入人们的视线，农业生产结构快速调整，浙江农业开始进入“什么来钱种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阶段。
应该说，浙江现代农业的真正发端，在于效益农业。效益农业，让浙江农业从传统中走出，开始学会用市场意识处理问题、用创新意识破除障碍。市场取代了计划，创新打破了僵化，效益农业为浙江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但社会的发展，很快让浙江人意识到，农业生产没有效益是万万不能的，但仅有效益是万万不够的。
当时的背景是，为了效益，一些人逐渐从“什么来钱种什么”走上了“什么能卖钱就提供什么”。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一度困扰着人们。
浙江农业何去何从？浙江农业遇到了严峻挑战。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高瞻远瞩，果断提出“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就是要大力实施以“高效、生态”为目标，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形成经济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密集、凸显人力资源优势的高效生态农业。
“高效生态”概念的提出，又一次体现了浙江人超前的市场理念和创新意识，也让浙江农业主动避开了一个又一个质量和安全问题的陷阱。
从理论上来说，高效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实现阶段，各种现代农业的特征都应该得到较高水平的体现。因此，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必须处理好高效与生态、高效与粮食、高效与农业多功能性等等关系。
“义利兼顾”的浙江文化再次发挥重要作用。浙江高屋建瓴，将农业产业进行分类，提出粮油是战略产业，始终动摇不得；而蔬菜、茶叶、果品、畜牧、蚕桑等十大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发挥农业的可持续比较优势；同时，发展新兴产业，走生态化道路，开发休闲观光农业、观赏渔业、森林旅游等农业的多功能价值。
在细分产业的基础上，2006年，浙江颁布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规划，首次明确了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集聚为特色的四大产业带和重点产业发展领域的划分和建设，并从生态角度，对十大产业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导原则。紧接着，又马上出台加快发展农业主导产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形成农业“块状经济”发展格局。块状经济这一工业化的理念被首次引入农业领域。
浙江“三农”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高效生态农业的过程，是浙江“三农”事业蓬勃发展的过程，是城乡统筹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正是因为浙江深刻把握了现代农业发展的规律，看到了市场主体自发的规模化倾向，看到了工业化、城镇化为农业发展提供的动力和机会，看到了标准化、科技化的前景和潜力，浙江才及时提出了“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特色精品农业大省”战略目标。可以说，这一目标是高效生态农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市场意识和创新理念的力量。在浙江人的眼里，发展需要定位，市场需要细分。就发展阶段而言，浙江离农业强省还有距离，但浙江完全有条件抓住高效生态，成为农业强省；受客观条件制约，浙江不可能成为通俗意义上的农业大省，但浙江完全可以在特色精品上做好文章，成为这一意义上的农业大省。
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沿地带，浙江历来备受瞩目。尤其是来自高层的关注，赋予了浙江改革更多的“标本意义”，也使浙江发展的立场更加坚定，改革的信心愈加增强，改革的思路愈显清晰。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浙江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希望浙江发扬成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发展优势，积极挖掘发展潜力，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浙江大地掀起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浪潮。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认为，浙江人均GDP率先达到6000美元，工业化城市化已走在前列。但是，根据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浙江更要在农业上下功夫，形成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工业化、城镇化互促共进，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切实保证浙江的“三化同步”走在前列。
代省长夏宝龙同时认为，浙江要实现“三化同步”走在前列，一定要在突破三万亿GDP上下功夫。如何突破，浙江必须加大现代农业发展力度，通过现代物质、装备、技术等的投入，借助浙江工业化、城镇化优势，推动“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特色精品农业大省”的建设。
从“两个老人八颗牙”到“一社一名大学生”——农业主体培育的浙江创新
浙江农业十年三大跨越，伴随着每一次跨越，浙江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新的农业主体不断涌现，农业主体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都得到了显著增强和相应提高
在现代农业的发展内涵中，蕴含了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通过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的要求，这凸显了现代农业发展主体的重要作用。
现代农业呼唤强大的农业组织，现代农业亟须人才引领。
著名“三农”专家、“超级农民”顾益康多次感叹：在浙江，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是“三八六零”部队，除了妇女，就是老人。一次，他下乡调研，看到两位农民老夫妻在种地，一问，两个人年龄加起来超过130岁，牙齿却只剩八颗。
顾益康的感叹，道出了浙江农业普遍面临的尴尬：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但由此也带来一对矛盾：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业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
浙江较早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十年来农业的三次跨越中，每一次，浙江都倾注心血，加大农业主体的培育力度。
2004年，浙江省开始评定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紧接着，实施了“百龙工程”，重点扶持了一批带动农户能力强和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
由此，引来了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浪潮：“万向”鲁冠球、“万事利”沈爱琴、“西子”王水福、“现代”章鹏飞等一大批民营企业家纷纷回归农业……不仅为浙江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资金，也将先进的管理经验、超前的市场意识带进农业领域。后来，这些企业大多成为农业体制机制创新中不可替代的主力军。
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企业的利益是否会和农民利益形成尖锐的冲突？对此，人们曾经争执不休。浙江的实践给出了答案。
浙江诸暨的“茂阳”和“永宁弟兄”分别由工商业主创办，经营的业务都是农业开发。其中“茂阳”每天要配送10万份快餐到企业、学校的食堂，每天消耗菜米近200吨，而这大批量的农产品基本上都由企业在当地组织生产。寸土寸金的浙江，两家企业为什么要做农业，又是怎么做农业的呢？
原来，两家企业都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茂阳”的做法是建好大棚等设施后，再转租给当地农民，由农民管种，由企业管收，如果市场价格高于企业收购价，农民有权将产品卖给市场，一对夫妻一般可种大棚5个，年收益10万左右；“永宁弟兄”的做法是从村集体流转土地，其中收益部分的10%作为村集体股分红，20%作为新农村建设股份，企业经营亏损时则按每年5万元的保底数交给村集体，农民则被返聘到公司上班，男工每天50元工资、女工30元。
“茂阳”和“永宁弟兄”的做法，都是以市场化的手段，将企业的效益和集体、和农民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陈栋铭和楼建华分别作为两家公司的老总，对此认识高度一致。他们认为，如果不能保证村集体和农户的利益，那么，公司就流转不到土地，也找不到农民干活，最后，公司将无法生存。
宁波市农业局局长鲍尧品认为，浙江工商资本的主体基本是洗脚上田的农民，对农业、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他们反哺农业，用工业化的理念、市场经营的经验带动千家万户农民增收，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当然，允许他们获利的同时，要做好合理的引导，一是要坚决制止流转土地非农化，二是要通过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把广大农户组织起来，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进行专业化分工、合作化经营。
鲍尧品的意见代表着浙江广大农口干部的观点。实际上，这种观点在肯定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的同时，也解答了合作社何以首先在浙江突破并开花结果的深层原因：与其他省份相比，浙江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特征更为明显，要解决农业生产组织化问题，仅有龙头企业显然力不从心，必须通过合作社，才能在更大范围将农民组织在一起。
浙江的合作社培育工程和农业龙头培育工程几乎同时起步。2004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同年，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温岭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即告成立。
箬横西瓜专业合作社是温岭合作社中的佼佼者。记者采访得知，该合作社为社员统一种苗、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在播种季节，所有社员和雇工的工资、待遇一样，社员按能力大小获得西瓜种植面积，并按照面积投入相应的资金，社员的收益则按投入比例分红，合作社几乎不提留，提留部分还作为风险基金。
合作社理事长彭友达告诉记者，所有这些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社员利益最大化，只有社员得到实惠，合作社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正是因为利益分配机制的市场化，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到今年6月底，共有合作社2.2万多家，成员数近90万户，牵涉到耕地面积130多万亩。在主体连结方式上，浙江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模式：粮食、蔬菜、瓜果等直接进入市场的产业，大多由合作社为龙头，直接连结农户；而一些投资较大、科技含量较高、市场状况较为复杂的行业，如农产品加工，则由企业做龙头，通过合作社再连接农户。龙头企业逐步形成共识：农民能干的，企业绝不进去争利；农民干不了的，企业带着合作社、带着农民一起干。
在务实中前行，在低调中发展。目前，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对合作社进行规范提升。而规范提升的目的，则是做大做强合作社。
作为合作社研究专家，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评论认为，目前，各地都十分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但大多停留在追求数量阶段，对合作社所发挥的作用则关注不够。浙江率先进行地方立法，支持合作社发展，如今再一次引领风骚，进入到规范提升阶段。
浙江从去年起，每个县（市、区）每年培育10个以上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各市从县级示范社中每年择优培育30个以上市级示范社，省从市、县级示范社中每年择优培育200个左右省级示范社，推动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
围绕合作社做大做强，浙江在建立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解决农业人才不足等三方面着重开展工作。
合作社要做大做强，没有一定的规模和面积作支撑，显然是一句空话。针对此，浙江花大力气，在县、乡镇、村三级，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农民要流出土地，足不出户就可以委托村集体；合作社要流进土地，也不必和农民一家一户去打交道，只要与村集体签约，就可以“一句话搞定”。到2010年底，浙江土地流转率已达到38.7%，位于全国各省市前列。
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要做好土地流转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好村集体的作用。2009年8月，浙江在《关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充分发挥村级组织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中的主体作用，合理开发利用集体土地、自然等资源，加快发展集体物业经济、现代农业和农村二三产业。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民养老等各项待遇逐年得到保障提升，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承包地的集聚明显加快。
土地集聚为合作社发展打下了规模化的产业基础；村经济合作社的发展，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夯实了社会经济基础。但是，现代农业是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科技化的生产，是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的产业集群，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必须在全球市场上“与狼共舞”。那么，谁能“与狼共舞”？
2010年3月，浙江省农业厅就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情况做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全省直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大学生只有区区1153人，平均每个县（市、区）只有13名，相当数量的合作社望眼欲穿，期待着大学生加盟。
当年底，一项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的意见正式出台，《意见》规定，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以下，自愿从事种植养殖业生产经营工作的大学生，只要和省市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办理相应社会保险，年基本报酬就不少于2万元；同时，对经济欠发达和其它县市区的大学生每人每年分别补助1万元和5000元，连续补助3年，从事基层农技服务工作3年以上、群众满意的大学毕业生，可以采取定向公开招聘的方式充实到县乡级农业公共服务机构。
由此，到“十二五”末，浙江现代农业主体将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万人队伍。
从内建“两区”到“外拓发展”——农业生产要素重组的浙江创新
浙江设计出台“两区”，就是要将政策和服务，将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整合集聚到这一平台，进行集中释放；而“外拓发展”，则是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内再次重组生产要素。两个重组，将浙江现代农业建设推向了更高层次
浙江的工业化、城镇化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数据表明，2010年，浙江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1.6%。但是，与工业化、城镇化高歌猛进的态势相比，浙江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如何实现“三化”同步，成为浙江直面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浙江农业为何滞后，关键在于要素制约难以破解。为此，浙江近年来想方设法，在空间上进行拓展，先后提出了“山上浙江”、“海上浙江”等概念。这些举措尽管有所收效，但未能扭转农业日趋边缘化的走势。农业生产能力、农业产业效益的提升受到严峻挑战。
能否在全省范围内创造性地构建一个统一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引入工业的理念，用工业园区建设的模式，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通过提供政策和服务，将人、财、物等农业生产要素进行整合，最后集聚到这一平台。既能保证粮食生产能力，又能推动农民增收，最终破解浙江农业的困境，走出一条浙江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010年，浙江出台《关于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与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就此，波澜壮阔的“两区”建设在浙江拉开帷幕。
连续两年，原省长吕祖善和省委常委、副省长葛慧君都亲临“两区”建设现场会。会议要求各地一把手领导亲自参加。
葛慧君深有感触地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平台、设计载体，希望通过这个载体或抓手，让农业效益、主体培育、科技投入、公共服务等等的成效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今天看来，“两区”建设这条路，我们走对了！
作为一个对“三农”工作饱含深情的领导，葛慧君的感慨自有道理：在中国，农业属于弱质产业，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每年都在加大投入，但是，因为农业产业量大面广，这些投入无疑十分有限。只有将生产要素进行整合集聚，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释放，才能确保重点。
“两区”建设对浙江农业产生深刻的影响。财政、水利、交通、电力、工商、质检等部门，以前都是“各扫门前雪”，现在则有了共同施展的舞台。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以往地方政府的工作会议，一把手只重点强调工业，农业只是调味品，一笔带过。但现在完全不同，“两区”建设成了各级政府重要的工作内容。农业实实在在进入了地方领导的工作日程。
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史济锡分析了“两区”建设带来的变化。他说，现代农业是多元化的产业业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各项扶持政策落户两区，在浙江掀起了农业新兴产业的新一轮扩张。史济锡透露，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区”建设，省里正在积极研究，一方面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另一方面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攻坚克难。
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是浙江的首创。围绕“在哪建、谁来建、怎么建”，浙江明确提出：粮食生产功能区要选择适宜种植水稻、地势平坦、田面平整、相对集中连片面积100亩（山区50亩）以上的标准农田进行建设，而且，该地块十年内不得用于其它项目的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要以政府为主导，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参与；粮食生产功能区的重点是确保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要求各个乡镇统一项目设计、统一工程预算、统一招标建设、统一监督管护。
为了保证质量，省里还制定颁布了建设标准和验收办法，对通过认定的功能区，省里进行统一编号，并建立电子地图和数据库档案，谁是管护责任人，谁是责任农技员，路、渠、泵站、防护林由谁管护一目了然。同时，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跟进“三位一体”等服务，确保粮食生产功能区内真正种粮产粮。
浙江省农业厅总农艺师王建跃告诉记者，以政府为主导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体现了高度市场化的浙江对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决心。自去年开始，浙江已建成了1199个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142.4万亩。浙江的目标是五年内建成500万亩。
粮食生产功能区由政府做后台进行投入，确保粮食生产；现代农业园区则由业主投入为主，试图在产业的融合和提升上取得突破。
地处浙北平原的嘉兴市，是新兴产业扩张的一个典型代表。
嘉兴原是闻名全国的产粮大市、畜牧养殖大市，并没有多少旅游资源。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畜牧养殖带来的面源污染日趋严重，逼着嘉兴对农业进行思考：如何改散养为小区集中养殖，如何通过循环经济，既治理面源污染，又提高粮食产量？
“两区”建设为嘉兴农业变革提供了契机：“现代农业园区”大多建在丘陵山坡上，因为花卉苗木、果品等特色产业的集聚发展，不仅让园区风景面貌一新，而且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具有了吸引游客前来休闲旅游的基本条件。
如今，走在嘉兴的沿江、沿湖、沿路，各具特色的农业休闲旅游景点比比皆是。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成为嘉兴农业“接二连三”产业链中的亮丽风景。嘉兴市分管农业副市长陈越强表示，“两区”建设为嘉兴的休闲观光农业园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使得更多的资源向观光园倾斜，从而很好地挖掘了园区内的传统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
“两区”建设为浙江现代农业发展带来勃勃生机，浙江农业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专业分工、合作化经营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农业体系基本形成。可以预计，浙江现代农业发展即将迎来又一个春天。
但是，市场经济不可能“画地为牢”，现代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生产要素的外溢将“势在必行”。如何通过“两区”建设，在省里确保农业生产能力和农业产业效益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浙江资金、管理、人才的优势，充分利用外地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特点，将“浙江农业”快速培育成“浙江人农业”？
浙江人将目光投向了省外，投向了海外，他们要在全国、全球范围内配置农业资源。
今年3月份，在省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省农业厅支持下，“浙江省农业投资与区域合作促进会”挂牌成立。在一些地方阻拦外出投资，力求自保的大环境里，浙江人的市场意识和创新意识再一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挂牌次月，促进会就很快与昆明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促进会高调宣布，“十二五”期间，将组织百亿资金，西进昆明，打造昆明农业总部经济园区、浙商现代农业园区和农产品加工园区、农产品物流园区。在促进会的规划中，他们还将布局新疆和黑龙江。在浙江人看来，这三个地方都可以与浙江农业形成高度互补。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已有50万浙商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等产业，承包土地面积300余万亩；而在国内的浙江人已跨省承包5000万亩土地务农开发，面积已超本省耕地，相当于再造一个浙江农业。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赵兴泉告诉记者，浙江经济连续多年的高速发展，离不开浙江人的“无中生有”，通过对各类资源重新配置、整合，让天下资源为我所用，农业外拓再造一个浙江，是“无中生有”的杰作。
浙江农业的外拓发展，绍兴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绍兴是传统农业大市。改革开放以来，绍兴的农业产业结构作出了重大调整，茶叶、畜牧、水产、蔬菜等一大批特色产业脱颖而出，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绍兴农业发展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困难：一方面，发展空间日趋逼仄，难有回旋；另一方面，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农业企业的资金、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亟须外溢。
在政府积极引导下，绍兴农业走上了“外拓发展”的道路。他们有的到东北种粮，有的到西北养鱼，有的出国发展。去年底统计，绍兴全市共有194个农业企业及种养大户在市外20多个省市建立基地848万亩，其中，承包经营基地面积546万亩，合作经营基地面积21万亩，订单收购基地面积281万亩，相当于两个绍兴的耕地面积。
绍兴市副市长冯建荣认为，实施农业“外拓发展”，是比较优势理论在现代农业的实践，按照市场原则，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新的配置。
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的基础作用，通过“两区”建设和“外拓发展”并举，对生产要素进行了重组和整合，浙江农业摆脱了千家万户的传统小农生产，逐步走上了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的现代农业之路。
从“鼓励农民闯市场”到“为农民系上安全带”——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浙江创新
浙江智慧再次发力，迅速建立起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三位一体”为主的农业公共服务体系，浙江现代农业被推上了脉动的前哨
市场化是浙江农业发展的原动力。但是，占据市场先导优势的浙江，却无法回避双层经营体制所造成的困境：如何将千家万户组织在一起对抗千变万化大市场，成为浙江必须破解的一个命题。
无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因为客观条件制约，浙江的农业企业大多规模较小、实力较弱，浙江的合作社目前所发挥的带动作用尚不理想。截至目前，浙江农业生产的主体仍然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主。家庭联产承包后，原有的只管生产不管销售的服务体系逐渐分化、瓦解，但农户对服务的需求却有增无减。
花卉、苗木、茶叶、水产、食用菌、蔬菜等等，每一个特色产业的兴起，对每一个农民而言，无疑都是一本天书。更何况，市场千变万化，分散的农户根本无法应对，无法把握。
纵观全球，美国、加拿大等以大农场发展为主的国家，农业服务由农业主体自身解决；日韩等以小农经营为主的国家，农业服务则由农会包办。浙江根据自身实际，作出判断：在积极培育新型生产主体的同时，必须直面浙江农业集中度较低的现实，采取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办法，逐步引导小农踏上现代农业之路。
与一些兄弟省份相比，浙江的农业投入并不算大，但浙江的体制机制创新一直独领风骚。浙江认为，体制机制的创新有时候比资金投入更重要。
2008年，浙江在全省范围作出部署,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给力现代农业发展。
三年后，浙江在仙居召开现场会，进行回顾总结。
仙居是浙江东南部的一个山区县，90%是农民，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但生态环境很好。为此，仙居扬长避短，高度重视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迅速形成了粮食、蔬菜、畜禽、杨梅等特色主导产业。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生产如何管理，标准如何掌握，品质如何把控，检测如何实施等等一系列问题随之出现。仙居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提供统一的公共服务。
很快，仙居出台了“县、乡、村、户”四级联动构架、“首席专家、农技指导员、责任农技员、乡土人才”制度、人员培训规划及县乡财政专项资金配套等政策，把原本各自为阵、结构松散的基层农技队伍按“三位一体”的要求重新整合。如今，仙居的乡镇大多建有综合服务中心，为各有所求的农户提供形形色色的服务。
“三位一体”公共服务体系的确立，促进了仙居农业的转型升级，品牌农业、特色产业功能区建设、科技贡献率等综合实力得以全面提升，成为浙江现代农业发展的一匹黑马。
仙居的历程，正是浙江开展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当一些省份还在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一筹莫展的时候，浙江已构建了由首席农技推广专家、农技指导员、责任农技员组成的共18262名成员的新型农技队伍，由责任农技人员联村包户、履行“班主任职责”的新型农技推广服务模式也因此全面铺开。
农产品营销，尽管没有正式列入“三位一体”公共服务体系，但浙江近年来十分重视，建起了一个以信息化、品牌化为标志，以会展服务为平台的服务体系。
“农民信箱”是农产品营销信息化的主要标志。作为“农民信箱”的创造者，原浙江省副省长，现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茅临生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他认为，市场经济时代，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主要是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他的大力倡导下，目前，农民信箱已经拥有实名注册用户247万户，其中普通农民注册用户175万户，占了总用户的71%。利用该系统，注册用户不仅可以收发邮件相互交流，还可以进行网上销售，而且，所发信息能即时发布到注册用户的手机上。
在“农民信箱”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在省级层面，浙江先后构建起了现代农业地理信息系统和能繁母猪信息预警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的作用是实时监控每一个园区，园区内种植养殖情况、项目建设是否规范等一目了然；“能繁母猪信息预警系统”则在生猪产业的宏观决策、产业指导、政策落实等方面发挥作用。今年1~7月，浙江从省外调入的生猪同比减少32.77%，但8月份，全省生猪集市价却比全国平均低0.36元/斤，也低于四川、河南等生猪主产省，知情人认为，预警系统功不可没。
信息化极大地提升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层次。打开“鄞州沼气池信息管理系统”，记者看到宁波市鄞州区所有的养殖小区和沼液池分布状况，而且，每个沼液池都有与之配套的槽罐车，通过GPS定位，执行干粪、沼液的及时运输。每个沼液池的存量、每辆槽罐车的动向，在系统里一清二楚。一个因污染而遭人唾骂、流离失所的产业，因为信息化的介入，大有变成朝阳产业的可能。
品牌化是农产品营销体系建设中另一个重要标志。记者了解到，浙江独具特色的做法是打造区域性公用品牌。由农业行业协会出面注册商标、策划活动、实施传播。但所打造的区域品牌则属于公共性质，由当地农民共同享用。据统计，作为区域面积不大的浙江省，竟注册了68件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总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强，稳居全国第一。为了鼓励创建品牌，全省90%以上的市、县实施对农产品商标、证明商标注册进行补助奖励。获得证明商标的奖励甚至高达50万元。
品牌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农产品实施差异化的过程。品牌化的直接收效就是农产品的优质高效，因此，品牌化为农产品营销平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每到年底，杭州市民就翘首以待，不为别的，只为一年一度的浙江省农业博览会。博览会由省政府为农业企业免费打造。在这个销售平台上，全省各地的优质农产品云集，市民们忙着大包小包地采购，犹如过年过节一样热闹。博览会在引领消费之余，自身也成了一块金字招牌。
农博会的影响力再大，也只能一年举办一次，而农产品营销却是一年四季都不能松懈的工作。为此，浙江省政府加大力度构建农产品营销体系，与民营企业“秋梅”一起，组建了“浙江省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在省城实现了“天天农博会”。
目前，浙江的农产品营销已建起了一个覆盖全省的网络，各地市、县（市、区）级农产品公共营销服务组织机构，则成了网络的节点。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浙江共建起了63个全额预算管理的“农产品营销管理中心”，161家以销售本地农产品为主的展示展销中心，其中的28家，则干脆开到了省外。
从实践探索到理论思索——浙江经验给人诸多启示
不论从全球范围看，还是从国内范围看，浙江现代农业发展具有超越当下的先导性，具有范本的示范性。提炼和总结浙江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对我国未来现代农业发展不无裨益
浙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具有独特的标本意义。浙江的发展阶段吻合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其农业发展方式契合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模式。不论从全球范围看，还是从国内范围看，浙江现代农业发展具有超越当下的先导性，具有范本的示范性。因此，提炼、解剖、思考、总结浙江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对我国未来现代农业发展不无裨益。
经验一：从效益农业到高效生态农业再到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特色精品农业大省，浙江现代农业三个阶段的战略部署，跟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实际相吻合，其实质是市场意识和重商文化的智慧表达，更多的，则体现着理念的创新。
从全球范围看，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道路选择无外乎三类：第一类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目标；第二类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要目标；第三类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并重为主要目标。“七山一水两分地”的浙江，注定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要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浙江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体现出浙江文化指导下的理念创新。浙江人把“舍利取义、以农为本”的农耕文化提升到符合现代社会潮流的“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高度，并把敢闯敢试的精神和“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艰苦创业作风发挥到极致，实现了现代农业理念的创新，这让我们看到了浙江文化软实力的巨大魅力。
因此，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理念，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农业发展道路。浙江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运用大资源和大市场理念，立足国内外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外省内外市场，再造了一个浙江农业；运用大农业理念，拓展农业的内涵外延，发展农林牧副渔流通加工等业；运用大食物理念，生产粮食和非粮食食物，增加动物性食品供应；运用大生态理念，治理农业污染等，这些都值得人深思和借鉴。
经验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高度市场化的浙江，法制和政策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中起着先导和规范的作用。几乎在现代农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阶段和关键环节，浙江都要出台相应的法规，政府都要出台相应的意见和政策，引导现代农业向纵深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现代农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支撑。比如，针对农会、合作社等，都有相关的法律文件支持。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对想干农业、能干农业，且耕种面积在一定额度以上的农户或村落农业组织，给予认定，然后以多种政策性补贴资金以及贷款优惠政策向其倾斜，促使农地更多地集中在这些“农业中坚户”手中。
浙江吸取了国外的先进理念，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为现代农业发展拓宽市场。比如对颇受争议的工商资本实行开放政策，主动引导他们走上带领农民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合作道路。为了进一步扶持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埋头于土地流转体系的建设和村经济合作社的改造等，最后，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等载体，实行了阶段性的人才引进和培育措施。尤其是在合作社最需要扶持的人才引进方面，更是出台保障和稳定人才的政策，让合作社放心大胆牵手大学生，让大学生开开心心留在合作社。
经验三：构建强大的公共服务体系，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浙江出钱、出力、出办法构建“三位一体”公共服务体系的探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在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值得那些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一筹莫展的地方学习借鉴。
在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地广人稀的国家，农业主体十分强大，因此，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主要由生产主体自己解决；而日韩等一些人多地少的国家，则必须建立强大的农协、农会等组织，通过农协、农会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浙江的农业生产环境与日韩等国相类同，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只不过，日韩等国由农协、农会出面构建，而浙江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则由政府承担责任。
当然，政府承担责任并非意味着政府包办。浙江的做法是，将政府的引导作用和市场的基础作用相互结合。比如，区域公用品牌的打造，基本由行业协会运作，政府支持；全额预算管理的“农产品营销管理中心”，它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政策性信息服务及市场信息的及时交流，而对于营销各环节，比如冷链、物流、连锁专卖等，政府除了给予一定的扶持外，全部由市场主体做主。
经验四：开展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符合我国国情和农业现状，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条有效途径。浙江高起点、高标准和高水平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这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载体，承载着农业转型发展的希望。
从国际经验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农业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和流动是不可逆转的，自有农业资源的保护开发和资源的流动拓展成为两大命题。园区化建设既保证了现代农业的高效益，同时又保护了生态资源，为粮食安全和生产能力提升打下了基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但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是，转型升级似乎是工商业的“专利”，农业产业无需转型，也无需升级。实际上，中国农业至今依然是千家万户的传统小农经济，与工商业相比，更需要发展方式的转变，更需要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浙江工业的成功，在于通过开发区，将“户户点烟，家家开工”的企业进行集聚发展。如今，浙江将工业的理念引入农业，用办工业园区的方法建设农业“两区”，将政策、服务、资金、人才、管理等资源加以集聚，为我国农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经验五：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是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浙江人在大资源、大市场理念的指引下，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省外创业，在海外兴业，盘活了资源，催生了市场，再造了一个浙江农业。
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发展农业生产是国际经验，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保障世界食物安全的一种有效方式。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国内和国外发展相结合，实现了优势互补，保障了国内供给和产业安全，提升了该国农业的综合素质和市场竞争力。
浙江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约600万的浙商群体，其中400多万在国内，100多万在国外，闯出了一片天地，将“浙江经济”变成了“浙江人经济”，将“浙江农业”变成了“浙江人农业”。浙江人走出去外拓市场，发展农业，是比较优势理论的浙江实践，非常生动和可鉴。浙江这种做法对其它省甚至整个国家，都有价值，值得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