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枫生代表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首先做了发言。他是2007年到北京打工的，当过服务员，摆过地摊，给小区送过酒送过水；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前几个月曾筹划“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大型农民工演唱会未果；2009年5月，曾召集来自22个省、52名农民共同联名向民政部递交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申请，9月成立枫生农民研究所；2010年1月“农民中国”网（www.nmzg.org）上线，网站没有专门经费支持，完全依靠朋友赞助和自己贴钱贴时间来维持运行。

    赵枫生在演讲中说：“农民工的边界在逐渐模糊，但农民工底层的本质却依然坚挺。而‘农民工二代’的出现更在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固化的残酷与严重了。”“要把农民工回归为人，而不是总是以‘农民工荒’、‘富士康跳楼事件’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世人的视野，只有在这种‘人人同为人’的基础才可能重拾中华的复兴和荣光。”

    他认为，城市融入方面，农民工自己一直没有停止自己要挤进去的脚步，因为生存的环境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可获得资源不同，农民工自然会有自己独特思维的方式，这个有别于城市的思维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与话语体系。这里需要从制度变革的方面寻求机制的实破，是否有常态的渠道表达，利益的诉求是否能表达有效，这些需要建设。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是问题，关键是城市应该讨论，有多大的空间和胸怀来怎么接纳农民工。如果城市不拆除对农民工从户籍到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排斥系统，有可能将在城市内部发生农村与城市的大规模冲突。

    关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大型农民工演唱会，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赵枫生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时做了很多努力，包括与政府部门、企业协商，但最终没有成功，主要是场地、经费等得不到落实。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现实仍然存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