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孙乃会
严高鸿倒下了,倒在博士生论文开题报告会会场。在场的师生们匆忙把他送到马路对面的医院抢救,但这位62岁、身材高大的军人,这位享受副军级待遇、兢兢业业的军队理论工作者却再也没有醒来。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心源性猝死”。这是发生在去年12月18日上午的事。
严高鸿的突然去世,让他周围的人难以接受。人们对严高鸿的评价是:“严以律己,真诚待人”;“关心他人,胸怀宽厚”;“做人淡定,品格高尚”;“一个实干家,做事不张扬”;“他对马克思主义是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马克思主义者”……
勤奋好学:从放牛娃到军校教员
1948年4月,严高鸿出生在安徽省广德县的一个小山村。儿时的严高鸿,放牛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但他自小喜欢读书,高小毕业后,又考上了广德县中学。在县中学,严高鸿不仅学习勤奋、成绩优异,还在同一届同学中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严高鸿被迫放弃学业回家务农。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由于严高鸿有文化,写得一手好文章,当年去广德县征兵的部队领导一眼就看上了他。1968年3月,严高鸿穿上了绿军装,走进浙江岱山某海岛部队,成为一名海防战士。
刚入新兵连,指导员就注意到这位长相清秀、高瘦如竹的年轻人。他话语朴实却蕴含力量,干活麻利又一丝不苟。新兵训练结束的那一天,指导员送给严高鸿一部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很快,严高鸿就成为部队理论学习辅导员。
哲学的光芒照耀着前程,幸运又一次光顾了严高鸿——在工农兵上大学的年代,他被选送去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培养全军政治工作专门人才,军委确定筹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当总政工作组到南京大学考察选调教员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伯鍨第一个推荐了自己的得意弟子严高鸿。当时,严高鸿已毕业回到原部队,正在部队宣传科任宣传干事。严高鸿在接到总政工作组选调的同时,还接到南京军区调他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职的调令。
是到军区机关当一名很有前途的机关干部,还是到院校当一名清贫的政治理论教员?严高鸿选择了后者。
兢兢业业:在每个岗位都放光芒
严高鸿1979年到南京政治学院之后,怀着对教学的无限热爱和对学问的刻苦钻研,在年轻教员中脱颖而出,摘取了“四个第一”:哲学专业第一个登上讲台的年轻教员;第一个给大家介绍授课经验的年轻教员;第一个由讲授单章节内容到讲授整本教材的年轻教员;第一个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的年轻教员。
严高鸿知道,如果课讲得不能引人入胜,学员们就会感到平淡乏味,减弱对理论学习的兴趣。因此,他努力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深入浅出,使深奥的哲学通俗易懂。他开设和讲授的课程,门门是学院的精品课、主干课或特色课,深受学生欢迎。
面对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严高鸿开始深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1989年,《哲学研究》发表了严高鸿《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兼评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一文。他认为,自然环境作为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通过生产力系统参与了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这一论点的提出,颠覆和修正了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的基本观点,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文中的观点被学者称为“严高鸿命题”。
严高鸿研究理论绝不满足于研究成果变成铅字,而是十分注重把理论成果变成指导现实的行为方式。
改革开放后,严高鸿的家乡遍布着大量四小企业——“小煤窑,小化工,小皮革,小冶炼”,虽然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为此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却很大。有一年春节,县里举行在外人士新春茶话会。会上,小煤窑老板宁其斌拉着严高鸿问:“我想办个造纸厂,你看怎么样?”
严高鸿一听到这个问题,觉得机会来了。他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们为什么不在竹子上下功夫呢?我们广德是全国著名的竹乡,竹子的品质好,加工竹子肯定能有市场前景,而且这是绿色经济,政府也会支持。”
宁其斌和其他老板脸上布满疑惑:“加工竹子能挣几个钱啊?”
严高鸿接着说:“虽然现在你们这些小企业见效很快,但我们的国家要转变发展方式,这些行业都是国家的严控行业,很难做长久。所以,我建议大家做环保企业,我们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严高鸿的话给了宁其斌很大的启发,经过多次论证,宁其斌在县里办了一家竹木制品公司,生产竹制地板。
回到南京后,严高鸿依旧和宁其斌保持密切联系。为了帮助宁其斌解决技术难题,严高鸿多次专程赶往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最终促使两所大学与宁其斌的公司签订了合约。如今,这家企业年产值已上亿元,产品远销海外。
在教学、科研上,严高鸿和学院老院长毕文波教授经过多年探索,为学院博士生等班次开设了《军事思维学》、《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当代军事战略思维研究》、《现代军事革命》等课程。他们重点攻关的两个课题分别被立项为全军“十五”规划项目和学院“十一五”重点项目,其中《军事思维学前沿问题研究》一书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一届“军事科学版精品名著奖”。
“宁可透支生命也不拖欠使命”,这是严高鸿对待工作和事业的态度。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也是一个较真的人。1997年,严高鸿被安排担任《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主编。作为学报的主编,严高鸿视刊物质量为生命。他的“三不发”原则在学院内几乎是人人皆知——院内干部子女的文章不发;干部家属的文章不发;领导交待的稿子质量不过关坚决不发。
很多人并不知道,严高鸿写字必须用无名指与中指夹住笔,靠手腕的劲来写字。这是因为他长年从事写作,手指肌肉劳损,握笔的拇指渐渐失去了力量,拿不住笔了。学院科研部部长何怀远曾经是严高鸿的学生,他在回忆严老师时动情地说:“严老师的手指已经严重变形了,改稿的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但即便是‘画’出来的,也是工工整整的!”
其实,早在2008年4月,严高鸿就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因为教学和科研需要,组织上特批他将退休年龄延长到2011年4月。
低调做人:堪称师表和楷模
熟悉严高鸿的人都知道,凡是送到严高鸿手上的稿子,想顺利发表出来很难,但被“毙”掉也不容易。
一次,学院一位唐教授去严高鸿的办公室,见严高鸿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稿件。唐教授顺手拿起几份稿件翻翻,见稿子上面都是各种颜色的笔修改的痕迹,有几份甚至是“满面通红”。唐教授摇了摇头:“有些稿件没有修改价值,可以放弃呀,你又不缺稿源,为什么非要花心血去改呢?”
“你老唐不是没有年轻过!”严高鸿突然激动起来,冷不丁地蹦出这句“不着边际”的话。唐教授愣了一下,正思考这话的意思,严高鸿又动情地说道:“这里面有些是部队基层官兵,他们写篇稿子不容易,到我这里轻易‘枪毙’不太好。再说,有些稿子尽管语言表述不准确,但还有一些新内容,经过修改质量还是不错的。”
唐教授被感动了,他终于明白,这稿子上的痕迹凝结着严高鸿对好学上进的年轻官兵的鼓励与支持。
回忆起严高鸿,曾经的教研室主任方云光老泪纵横:“严高鸿不仅学问一流,做人做事更是一流。”
上世纪80年代是南京政治学院大步前进的年代,严高鸿也冲到了人才方阵的最前排。1983年,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的职位(正团级)空缺,在上级考察和民主测评中,严高鸿一直位居前列,领导也专门找他谈过话了,只差最后的任命。然而,在宣读命令的会议上,副主任一职竟花落旁人。
那件事情以后,严高鸿没再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一心扑在教学和科研上。终其一生,他最大的“官”就是主编,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着半句空”。30多年来,严高鸿从来没有主动向组织上伸手要过任何荣誉,但他却是学院获得各种奖励最多的人。
严高鸿是个孝子,还热心帮助家乡的父老乡亲。因此,他在老家的名声好、威望高。让妻子王建清和孩子们为严高鸿感到骄傲的是,每次随严高鸿回老家,方圆十几里的乡亲们都要赶来,围着严高鸿说这问那,他俨然成了大明星。83岁的宁自和老人与严高鸿是同乡,每每提起严高鸿回家探亲时到左邻右舍探望的情景,老人就忍不住热泪盈眶:“严高鸿真是个好人,都已经是将军级别的教授了,却没有任何架子,还老是给我们带营养品,让我们注意身体。可没想到,他竟然就这样走了……”
严高鸿的师德与文德有口皆碑。严高鸿去世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有一天学报编辑部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东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鲜开林。鲜开林道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惊讶的消息——虽然他和严高鸿交往了7年,却是2010年6月才见第一次面。因为严高鸿受邀前往大连舰艇学院担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鲜开林任教的学校也在大连市,才使他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老朋友。这些年,鲜开林给学报投稿没送过一样东西,没花过一分钱。鲜开林向编辑部提出一个请求:“因为有事去不了南京送严教授,我寄了2000元到学报,请你们一定帮忙转交给严教授的家属。”
严高鸿倒下了,倒在了他一生钟爱的阵地上。他用生命诠释了“战士的最高荣耀是倒在报效国家的战场上,教员的最高荣耀是倒在教书育人的讲台上”的铮铮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