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承霖

    我生于1929年，从小经历了苦难的抗日战争年代，从安徽合肥逃难到肥西农村，那时我经常吃不饱肚子。1949年，我考进了南京农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届学农的大学生，1953年参加工作后一直在农业高校从事农作物栽培教学，研究小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我受聘农业部小麦专家顾问组成员和安徽省小麦专家组组长，在省里开展多项围绕小麦生产的专题研究。是党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大学教授、农业科技专家，我与粮食生产打了一辈子交道，对农业、农民有很深的感情，愿意终身为农民做事。

    上书省长建言小麦高产攻关

    由于农作物生产涉及气候、土壤、品种、栽培等一系列综合条件，提高产量需要从多方面努力，下大力气。1995年6月，我66岁时主动向学校写报告要求退休，为的是没有教学任务可全力以赴下农村开展小麦生产研究工作。1997年我国粮食丰收实现自足之后，鉴于1998～2003年全国粮食面积逐年压缩，总产持续徘徊下滑，国内外关于粮食的议论多了，美国人布朗甚至抛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沉重命题。那时候安徽小麦生产和全国一样，产量大幅度减少，这使我心中感到非常不安。

    经反复思考，我于2005年4月15日给时任安徽省政府分管农业的赵树丛副省长写信，建议开展小麦高产攻关，在“十一五”期间安徽增产小麦50亿斤。这封信受到三位省长的高度重视，分别作了批示。《农民日报》曾做了《一位老教授与三位省长共谋安徽小麦增产50亿斤》的报道，在省政府多次召开有关专家论证会基础上决定将小麦高产攻关列入“十一五”规划，于当年秋种开始在全省麦区开展为期5年的小麦高产攻关活动。

    当时，我浑身上下真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头，依靠科技促进粮食产量提升，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让13亿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让广大农民增产增收过上富裕的日子，这是我们农业技术人员肩负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使命。

    在黄淮南端创出一个小麦千斤县

    安徽小麦产量之所以长期徘徊、低而不稳，是受传统落后技术与气象灾害双重影响。研究和生产实践证明，扩大半冬性品种种植面积；趁墒下种、适期播种与降低播量相结合；改“一炮轰”施肥为基肥、追肥并举，氮肥后移重施拔节肥、后期喷叶面肥、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治这四项技术是安徽小麦增产的关键。

    怎样才能改变农民长期固守的种植习惯？我决定从抓示范点入手，以点带面。亳州市地处黄淮南端，是安徽淮北中北部有代表性的小麦种植大市，有6200多万亩小麦面积，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也是我的抓点范围，其中涡阳县是全省最大的小麦生产县，常年小麦种植面积180万亩，单产徘徊在700斤左右。我的第一个生产攻关示范点就选在这里，并决定到“十一五”末实现千斤县目标。

    到农村示范推广新技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新技术与传统落后技术之间存有一定反差，比如减少播种量这项技术，从过去亩均35~40斤降到20斤左右，开始不仅农民难接受，连基层技术人员都怀疑，普遍认为安徽淮北的沙姜土种少了不行。2006年秋种，我在沿淮的怀远县荆芡乡涡南村建示范点，事先与县农技中心主任和村干部商定了方案，种麦前对农民进行培训，每亩按20斤下种，统一机播。出苗后20天，我约县农技中心两位主任到田里查苗，一位年轻农民骑摩托车路过，大声对我们说：“你们在胡闹！种的麦种比往年少了一半，怎么会有产量？”我们带他到附近一块播种量对比试验田去看，20斤播量比大播量的麦苗生长均匀茁壮，那位青年傻了眼，微笑着离开了。

    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要让农民自觉地改变传统种植方式，就要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我这几年在涡阳县高炉镇陆杨村创建小麦万亩方，2008年麦收前按农业部创建万亩示范区测产验收办法，在县自测、省复测，农业部专家组抽测程序实割验收三亩以上连片的三块田产量，平均亩产达到1282.6斤，其中最高一块4.49亩，亩产1349.6斤。

    2009年秋种是我帮助涡阳实现千斤县的年头，虽然2009～2010年冬前降温早，春季又多低温阴雨寡照天气，但在涡阳县政府和广大农民的努力下，终于实现了全县平均单产千斤目标，高产典型田亩产达到1478斤，创下了当年全省、全国小麦高产纪录。

    作为老党员，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

    去年冬天，我到涡阳等地察看小麦苗情，看到旱情持续发展，心里非常焦急。回来后，我给省里领导写了苗情汇报。得到了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王三运省长春节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第一线检查指导抗旱保苗工作，省里还安排了抗旱保苗专款、落实了抗旱用电，并多次召开会议，印发文件、下派工作组进行推动。这几年，从省里到乡村，我经历小麦高产攻关活动的全过程，各级政府对小麦生产的重视程度之高，工作力度之大，政策措施之实，让我十分感动，备受鼓舞，也增添了我为“三农”服务终身的信念和干劲。

    我在亳州、蚌埠、阜阳等许多市县都搞了高产示范点，每次去点上示范指导、讲课培训，有关部门都主动要给我派车，但我考虑一个人坐车下去，还要有一个专职驾驶员，兴师动众的，没有必要，我坐长途汽车下去简单省事。为了争取时间多看一些点，每次我尽量赶6点多钟的早班车。坐的次数多了，司机和售票员渐渐跟我熟络了，他们知道我这个老人是帮他们当地农民种麦增产致富的，都对我特别客气，即使最后一个上车，他们也会在前排给我留个好位置。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广大农民对科技知识的渴求……

    我清楚地记得，2006年春天回良玉副总理在蒙城县小麦高产攻关示范点考察时对我说的话：“要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主要依靠提高单产，要提高单产必须依靠科技，依靠科技就要依靠你们科技专家。谢谢你，你为粮食生产、为农民增产增收，做出了大贡献。”

    我更记得59年前，在鲜艳的党旗前举起右手宣誓的那个神圣时刻。我要兑现入党时的承诺，虽然自己现在年岁大了，但是作为老党员，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搞了一辈子粮食，我的一切都是和小麦增产、农业丰收绑在一起的。

    （本文根据胡承霖在农业部优秀农业专家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的发言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