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峪铭

    母亲一个大字都不识，却珍藏着一本书。这是我去年冬天发现的。那天回到家中，我照例在老屋里转了又转，并挨个儿推开每一间房，站一会儿，望望陌生而又熟悉的一切。

    妻问我，你到底想找什么？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在找什么。

    我与妻走进了父母住的北面厢房，觉得阴阴暗暗的，似乎还有点霉味。妻子决定将父母床上的被褥抱到外面的阳光下晒一晒。当妻子将被褥递到我手上，搂起枕头时，一个红布包袱滑落在地。妻笑着说，包得严严实实的，肯定是老娘的宝贝。靠在门框边的父亲颤巍巍地说，就……就……是一本书……

    书？！我知道老娘对书有如对菩萨样的虔诚。这缘于她骨子里对文化的崇拜。有人可能会说，一个斗大的字不认一箩筐的农村妇女，能谈得上什么文化崇拜。但从母亲与众不同的做法与选择上，你不得不认为“崇拜”用在我母亲身上是那么的熨贴与真切。

    当年母亲豆蔻年华，是十里八乡一枝花，人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心灵手巧。提亲的自然不少，可母亲一个也相不中，最后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比她大八岁且相貌不扬的父亲。许多人不解，母亲只说一句，不能一家人都是睁眼瞎。

    母亲对文化的崇拜，近乎迷信。当年分家时，为了得到一只老书箱，硬是少要了一担稻箩。那书箱不大，充其量就是一个书箧，若论其实用价值，连一只箩筐都不值。小书箧是我大伯用的，当年他读书聪慧，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省立中学，后投笔从戎，又考进了黄埔军校。母亲说，有了这个书箱，就有了书气味，下一代读书总要好些。

    一只书箱，就是一段励志故事。可母亲这位农村妇女如何懂得将此勾连？

    母亲很执著，她做出的选择，就是几头牛也拉不回。那年木讷的父亲在别人鼓动下，提了“天天讲斗争，吃也没得吃”的十字意见，哪知这让他背了二十多年的“十字架”。父亲劳教七年，不到二十岁的母亲坚强地守护着这个家，守护着她那优雅的“文化”选择。

    在讲阶级斗争和出身背景的年代，我这样家庭的孩子，读书是没有一点曙光的，但母亲坚持让我读书。生产队不给我免学费，母亲就连夜做鞋卖钱，其中艰辛自不必说。我读初三时，父亲终于平反昭雪，我当年成了两千人大村里唯一一个考取高中的男孩。当别人都说母亲有眼光时，母亲总说，他爹是读书人，孩子怎能不读书。

    如今母亲已是七十四岁的老太了，她的手机里存有儿女及亲朋的十几个号码，但与人通话，从来不会发生错误。我不知道目不识丁的她，是用什么方法辨认这些名字的。不知是母亲精明，还是她对数字敏感，抑或沾了家中书的灵气。

    在我印象中，母亲曾有一本书，那是文革被抄家时偷偷留下的。若从分家时要书箱的历史来看，丝毫不怀疑母亲用的心思。当然那书不是用来读的，母亲用它夹“鞋样”。那大大小小用纸剪的鞋样，夹在书中，将书胀得鼓鼓的。母亲在昏黄的油灯下，纳着鞋底，书就摆在眼前。现在想起，母亲在鞋底上纳的一针一线，与我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字，没有什么区别。她写的是一种坚强，一种智慧，一种情感，更是一种文化。

    母亲枕边难道还是夹鞋样子的书？不大可能。母亲已二十多年没有做过鞋了，何况家里有成堆成堆的书。莫非是我小学时，母亲让我写着全家生辰八字的本子？可那很薄呀……

    年迈的父亲嘀嘀咕咕了半天，也没说清子丑寅卯来。妻说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我轻轻地解开包袱，才发现里面包着家庭成员生辰八字本，地契，合作医疗证……，还有我写的一本书。

    我不知道一个大字不识的母亲，将儿子写的书珍藏在枕边，能得到什么样的安慰。

    我心一颤，一股热流顿时涌到眼眶。我小心翼翼地包好母亲的宝贝，扭头对妻子说：“我找到了！”

    是的，那被岁月日益洗淡了的东西，在乡下，在家中总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