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刘鸿燕嘉宾：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新的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众多机遇与挑战，各地也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广东云浮市自2008年以来，率先在全省范围内推进以主体功能扩展为重点的改革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这一探索被人称为——“云浮模式”。

    这一模式的核心内容为何？有哪些有益的探索？将给我国其他地区的农村改革发展带来哪些启发？本期对话我们请来深入调研过“云浮模式”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徐勇进行探讨。

    主持人：当前，一些地方出现了“圈地拆房”、甚至逼农民进城上楼的现象。“云浮模式”在这一背景下诞生有什么特点？

    徐勇：云浮市地处粤西，是广东最年轻的地级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穷则思变”，在走不通，也走不了别人老路的情况下，云浮市摸索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农村城镇化的“珠三角”模式，又不同于“以城统乡”的成渝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云浮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重工更重农，重城更重乡”，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当前，有些地方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出现了“圈地拆房”、强推农民进城上楼的现象，很少考虑农民进城上楼后农业和农村怎么办？这正是当前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中的最大软肋和最大难题。按说，云浮是后发达地区，又与珠三角靠近，最能见成效的是与其他地方一样招商引资，“圈地拆房”。但云浮市领导上接中央精神，下据本市市情，将国家规划中“主体功能”这一顶层设计理念“落地生根”，选择了一条“重工更重农，重城更重乡”的发展道路，提出“该干什么的地方干什么”、“能干什么的人干好什么”，以此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这条道路在不少地方还片面追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当前，极具特殊宝贵价值。

    主持人：从2006年开始，我国农村改革告别了单兵突进式行动，转入了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阶段。这是在国家层面，首次将农村综合改革与社会管理联系起来。“云浮模式”在改革创新中是如何注意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

    徐勇：“云浮模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在经济发展中更加重视社会建设。近几年讲社会建设的很多，但社会建设是一项细致的工作，也是一项需要花钱的事情，更是无法产生GDP的“软任务”。因此，往往是“说起来重要，放下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云浮市运用主体功能理念，将虚事实做，“软任务”就成了“硬功夫”。他们通过主体功能划分，对各个乡镇的经济发展进行分类指导。经济发展类型作为自选动作，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而社会建设统一规定，是每个乡镇都要做的必答题，是规定动作。规定动作做不好，自选动作再好也会被扣分。

    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这也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艰巨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分户经营，而为千家万户提供统一公共服务的要求十分迫切。“云浮模式”的发源地云浮市云安县在农村综合改革中，实行乡镇“大部制”改革强化公共服务。比如设置了“农情研判中心”，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服务，解决了许多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问题，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主持人：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今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社会建设方面云浮市做了哪些有益探索？

    徐勇：云浮市在这方面有两大突出亮点：一是在加强社会建设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将社会管理寓于社会建设之中。社会管理最终是人的管理。而要将社会管理好，就必须通过社会建设为民众提供服务，以人为本。与一些地方将农民市民化等同于农民进城上楼不同，云浮市提出要通过农村社会建设将城市人享受的公共服务延伸到农村。如农村的垃圾处理成为基层政府着力解决的一件民生大事，正是在为农民处理日常事务的过程中提高了社会管理水平。二是建立了一种“向下给力”机制。云浮市在改革中非常强调“眼睛向下”，权力下放，财政下达，干部下沉，服务下乡，强固基础，重心下移，服务民生。如在村一级建立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合作社这一制度平台，将乡镇服务性工作延伸至村级，农民到政府部门办事可以不出村了。

    主持人：您认为“云浮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吗？

    徐勇：我认为“云浮模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通过改革形成了一条能够延续自己发展道路的体制机制，特点就是可持续，它不会因为主要领导的变更而进行不下去。当前之所以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和城镇化，根本难点是干部考核机制和财政体制，一个是人，一个是钱。

    云浮市正是在这两大难点上进行改革。首先是改革干部考核机制，建立了“不以GDP大小论英雄，只以功能发挥好坏论成败”的政绩考核机制。在干部考核内容上根据其功能确定其考核标准。如社会建设是统一规定动作，必须做好。经济发展则根据其功能定位确定考核指标，该优先发展的优先发展，该重点发展的重点发展，该保护发展的保护发展。其次是建立财政分享机制。优先和重点发展地方产生的财政，通过县统筹实行分享，保证那些保护性发展的地方同样能够得到财政保障，由此避免“乡乡点火，村村冒烟”的情况。

    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思路和要求在云浮正被深化和细化，而正是这种深化和细化的改革推动着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云浮模式”给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