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华夏文明看山西，五百年中国商业观晋商”。近两年，随着话剧《立秋》掀起的又一股晋商热，人们对中国近代商业金融业发源地——山西晋中平遥票号的关注再度鹊起。

    话剧《立秋》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非常悠久和深厚。戏里马家大院的故事是五百年来发生在晋中地区，雷同乔家、王家、曹家、渠家这些豪门大宅里真实故事的一个典型代表和写照；故事中的丰德票号，正是与山西晋中平遥票号的杰出代表，当年中国最早、最具实力的日升昌票号不谋而合。这些晋中豪门大院里浓缩记录的，是晋商辉煌与衰败的悲壮沧桑历史，是我们后人能从他们的历史中去感悟那些历史的瞬间。

    翻阅一下晋商历史，便可找到这个故事的原型。在19世纪末，战乱频仍，山西票号屡遭损失。不仅如此，外国银行逐渐主宰了中国金融业，他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对靠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票号打击很大。作为银行业的祖师，山西票号这样一种发端于农业文明的金融业受到了海洋文明的侵略。当时，清政府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职业经理们，商讨成立国家银行，而不信任政府的票号大掌柜们怕被套住，不愿入股。后来商量的办法是，山西只出人，不出钱，帮助政府办银行。尽管这样，票号掌柜们还是不同意，如此错过了将票号转变成现代金融业的一次机会。

    历史上，也有这样真实的原型，一个叫李宏龄的职业经理人曾力劝大掌柜和股东们创办银行，却没有成功，最终被大掌柜遏制了。话剧《立秋》的题材虽然并无新意，但观众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场不同以往的晋商故事，它让人们开始反思，开始批判，而不是一厢情愿的重叙辉煌。在剧中，总经理马洪翰面对客户挤兑、天津分号被烧、大批国内外借款不能收回的困境，他恪守祖训，循规蹈矩，独撑危局，誓为丰德票号护碑守门。副总经理许凌翔则主张顺应潮流，抓住机遇，将丰德票号融入现代银行的轨道。一时间，丰德票号何去何从？一场“银行派”和“票号派”的纷争在情同手足的挚友间开始了。其实，今天的中国金融界也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那就是山西票号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显然，这出话剧，在某种意义上企图展现出作为一种可能性的原因所在。

    话剧《立秋》的演出现场，许多观众都含着眼泪。每次演员在念祖训“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观众也会默默地跟着念。其实，从艺术角度来讲，《立秋》虽然不乏亮点，但并没有超越舞台意义的话剧经验，它的成功，更多的是因为契合了时下人们浮躁中渴望宁静的心态；在话剧界普遍玩概念玩观念的时候，它的叙事方式显得一本正经，情节推进并无出奇之处，仿佛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按着人们完全可以预知的既定的宿命完成下一片段。但这种中规中矩的方式，反而让人感受到一份厚实的尊重在里面，一种对人们的审美的呼应在里面，可以说，《立秋》靠着不疾不徐的演绎，观众在没有大喜大悲的情绪跌宕之下，默默地承受着难以宣泄的家仇国恨，那是一种过于深沉的爱，以及对于社会诚信的价值的思考。   子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