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于洪光

    刚入春的时候，山东各地就不断爆出企业“招工难”和“用工荒”。然而，对农民工而言，却依然深感“就业难”，丝毫没有感到就业和生活“双重压力”的减轻。

    记者发现，尽管企业“招工难”和“用工荒”的形成原因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其本因仍是单一追逐“人口红利”的思维模式，是面向农民工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异常艰难，是农民工的“争权难”和“权益荒”。

    农民工与企业的薪酬博弈

    记者调查发现，薪酬博弈是这一波“招工难”的直接原因。以目前农民工的薪酬水平看，已不足以把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吸引到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来。

    2月27日，在济南市经八路劳务市场，香港（山东）阿贝绅实业公司副总经理顾先生说：“今年计划招100人，现在有意向的有20人。去年招聘平均每月1500元，今年1700－2200元左右。”然而，这对农民工来说，没有吸引力。“才一千七？奖金是多少？怎么发放？心里没底。不包吃住，不能干。”几位农民工听了介绍后说。

    2月12日，在聊城市的一场招聘会上。“公司要招47名工人，参加了几次招聘会,没招到几个人。”聊城信宇制冷公司人力部的纪西余无奈地说。信宇公司给出的月工资是2000元，比去年增加了四五百。“现在的年轻农民工，越来越不愿干体力活了。”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认为：“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在不断增加，理应要求更高的工资，企业也应根据自身情况增加工资。从短期来看，‘招工难’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很不利,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大幅提高劳动力成本。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劳动力的价格只会越来越高。”

    外出打工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有人认为，“招工难”是因为中西部企业用工增多，增加了农民工在当地的就业机会，农民工不愿意抛家舍业外出打工了；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普遍不愿干体力活，但是其技能又难以对接企业的需求。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的确都是导致企业“招工难”的因素，但都是表面原因，不是“招工难”的本质。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乃静认为，虽然一些企业存在“招工难”，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远远超过需求，“十二五”期间每年就业岗位缺口超过一千万，“就业难”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山东省人保厅副厅长李伯平说：“现在农村有了很大改善，外出打工虽然比种地挣得多，但是边际成本也很高，比如孩子留守乡村、老人不能照顾等，加上外出务工收入在低位徘徊，吸引力正在下降。”

    王乃静认为，日益高企的城市生活成本、辛劳难耐的枯燥工作、难以保障的劳动权利、与劳动代价不符的低廉工资，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薪酬、福利、健康等都有更高的要求……种种缘由，致使外出打工的吸引力在减弱。

    “招工难”是招聘廉价劳动力难

    李伯平认为：“所谓‘民工荒’，本质是‘权益荒’；‘招工难’只是针对农民工而言的，其真相是招聘廉价劳动力难，是追逐‘人口红利’；长期以来，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支持着我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城市的发展。”

    李伯平说，现在东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争夺，说白了，就是对廉价劳动力的争夺，仍然希望依靠廉价劳动力维持本地的经济高增长和城市高福利。在这一争夺中，与其说是看到了劳动力价值的增长，不如说是看到了提升农民工权益的艰难。

    现在，由于农民工输入地都没有考虑为农民工提供教育、住房、医疗、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实际上是把农民工排斥在城市化的门外。因此，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是把农民工廉价劳动转化成利润或福利之后，再让农民工回到乡村，从土地上寻求社会保障。“招工难”的背后，掩盖的正是这样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今年山东的用工缺口约25—30万人。李伯平认为，“目前的劳动力供给正在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短缺，当‘人口红利’消化后，工资待遇、务工成本、产业提升等如果不能有效改善，更加严峻的用工短缺将会真正到来。”

    农民工“融城”公共服务需跟上

    “新生代农民工视野更开阔，自主意识比父辈强，思想更为活跃，有更多的精神需求。”山东省城建集团董事长刘俊福认为，“正因如此，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状态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就会有心理落差，才会出现‘招工难’。”

    王乃静认为，破解“招工难”仅靠企业不行，因为企业吸引农民工的筹码，无非是提高薪酬。工资提少了，不足以改善农民工处境；工资提多了，企业承受不住。其治本之策，是让农民工更多地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红利，让农民工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利，让农民工结束“城乡两栖”生存状态。

    很多人认为，每一个新生代农民工内心愿望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希望到城市寻找未来，定居城市，融入城市。

    在济南市天桥区务工的李虎说：“我参加了许多培训班，想趁年轻多学些知识和技术，在城市扎根，让孩子在城里长大,接受好一些的教育，但是落不下户口，孩子上学是个麻烦。”

    刘俊福表示：“不少新生代农民工碰到了类似情况。他们考虑的不只是薪酬，还有在城市安居。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正常纳税交保险，为城市作了贡献，政府在城市公共服务事业上理应考虑农民工的需求，为农民工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中国新生代的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需要中国的城镇管理政策尽快作出调整，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当部分人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只要农民工符合在城市有稳定就业、有住房、缴纳一定年限社保金等条件，城镇政府就应该在子女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给予其市民化待遇，让符合条件落户的农民工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贡森：

    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并未结束，解决民工荒，必须依靠社会整体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提高，这种提高并不仅仅需要企业完成，同时也对政府服务于农民工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纯依靠中小企业压缩利润空间、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水平，或者单纯依靠农民工提高维权意识、争取更多的利益并不能解决整体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层面讲，着力帮助农民工实现社会权利，是解决“民工荒”的较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