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冯雷 黄朝武 张丛 王瑜
粮食安全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2010年，我国粮食生产创造了粮食“七连增”的伟大奇迹，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粮食生产的基础还不牢固，保持粮食持续稳定发展的难度加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依然艰巨。
“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围绕我国粮食增产之路应该怎么走、如何建立粮食增产长效机制等话题纷纷建言献策，共谋国家粮食安全大计。
“饭碗”让别人端自己就没饭吃
针对有人认为“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可以从国外买”的论调，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院长唐洪军认为，依靠国际贸易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可以养活中国人。即便有，作为比石油重要得多的战略资源的粮食，别人也不一定卖给你。近几年一些国家由于粮食危机引发政局动荡更是提醒我们，粮食安全必须立足于自给，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否则自己就没有饭吃。
唐洪军说：“不能因为粮食年产量达到1万亿斤，就可以松口气了。之所以我们仍要强调稳定粮食在1万亿斤以上，就是因为我们的消费量太大。如果满足不了需求，就可能引发食品短缺、通胀、物价上涨等一系列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和国民经济发展良好势头。”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徐秋芳认为，粮食生产“易下难上”，因为耕地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农业基础设施相当薄弱，农业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种粮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这些制约粮食生产的诱因和压力日益突出。因此，我国13亿多人口的“饭碗”还远不是“铁饭碗”，容不得我们对粮食生产抱有丝毫侥幸。
“过去，粮食要是连着3年增产，就可能出现卖粮难。现在我们达到‘七连增’，但仍处于紧平衡状态，而且是长期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农技中心副主任陈立昶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另外，现在粮食丰产是在削减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大豆等油料大量进口的背景下实现的。换句话说，假如油料作物种植面积不减少，我国的粮食生产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陈立昶也表示，在粮食连年丰收之后，更要有忧患意识，不能被眼前景象麻痹，要一如既往地重视粮食安全，确保粮食基本自给率达到95％以上。
“重粮”惠农政策期待继续给力好政策带来大丰产。近年来，一系列“重粮”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并得到有效落实，成为我国粮食连年增产的重要保障和直接推动力。代表委员们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粮食生产实现稳产增产，依然需要发挥政策的强烈导向和激励作用。
“发展粮食生产首先是要调动农民积极性，‘十一五’我国粮食生产的成功经验是实施补贴政策，让农民种粮有收益。”唐洪军建议，“十二五”继续实施并完善各种种粮补贴政策，逐步加大补贴力度、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和增加补贴种类，新增补贴重点向种粮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同时，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促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合理确定并不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保持粮价合理水平，引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
除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调动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更加重要。唐洪军认为，应加强和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使产粮大县经济上不吃亏。“这种补偿制度，需要从国家层面予以统筹考虑和设计，不能让中央财政一家独担，粮食主销区也有义务和责任承担相应的一部分。”
目前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高达52％，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农科所所长汪惠芳建议，实施粮食生产重大技术推广补助，对重点地区、主要作物、关键农时的增产稳产、节本增效的重大技术实施补贴，这样有利于防灾减灾，保粮增粮。
保“饭碗”需要全国上下一盘棋
从我国粮食稳定发展的实践经验看，上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有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农业部门重农抓粮以及有关部门通力合作，下有亿万农民群众和农技人员辛勤努力，全国上下一盘棋重视粮食生产，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粮食稳定发展之路。
汪惠芳认为，对不同的地区，应按照不同主体功能区定位，发挥各自优势。对于粮食功能区，国家应从财政转移支付、税收等方面多补贴、多支持；对于非粮功能区，要尽可能挖掘其粮食生产潜力，不断减少粮食调入数量。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规模化、集约化将成为粮食生产的必然趋势，这意味着种粮农民将会相应减少，粮食生产效率大大提高。”陈立昶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引导全社会大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汪惠芳建议，在粮食主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功能示范园区，探索推广新型粮食生产模式，发展现代农业。
针对部分产粮大县近年来“要粮食”还是“要经济”的两难选择，陈立昶建议，国家应调整粮食主产区考核“指挥棒”，由考核当地GDP、财政状况向考核粮食生产转移，以解除产粮大县的后顾之忧，安心抓粮。
唐洪军认为，在现有的粮食生产资源条件下，提高单产是实现粮食总产稳定增加的主要途径，应健全和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通过推广应用各项先进实用技术，带动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对于粮食主产区而言，应通过高产创建，建设一批高产大县、大乡、大户，打造一批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高产高效示范区，以实现更大范围的粮食增产。
18亿亩耕地是“盛满”饭碗的底线
耕地是最宝贵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全国政协委员、盘锦北方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水稻育种专家许雷委员认为，要确保18亿亩红线不能变。从全球看，人均地减量少是大趋势，保耕地保粮食安全是全球性的课题。许雷说，现在很多地方“占好补差、占多补少、一块田补多次”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严格要求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建立地方首席负责制。应掀起全国性的改造荒漠、河滩的热潮，科研部门应提供改良沙漠耐旱植物的科技支撑，中央财政重点扶持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等五省区的改良土壤、防沙治沙工程。
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驻国家工商总局纪检组原组长石见元对耕地流失的现状也忧心忡忡：“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通过卖地获取土地出让金。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的收入占到财政收入的32%。一些地方政府眼睛只盯着GDP，土地出让的结果就是耕地的减少。这种现象如不遏制对保障粮食安全有很大风险。”他说，“我们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兴水利除水害是“硬杠杠”
近年来，全国各地旱涝并发，充分暴露出我国农田水利建设滞后、水利设施不足的现状。2009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1785立方米，比2003年减少390多立方米，每年农业生产缺水300亿立方米左右。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不均、水利设施不足敲响了保障粮食安全的警钟。
在调研中，全国政协委员李铖锋发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存在诸多现实问题，“相关政策口径不一，项目地方配套资金难以到位，项目建设占用田土及其附着物毁损没有补偿，工程没有管护费，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库塘渠系配套差，基层干部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等等。”
针对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他提出建议，要加快完善投资政策，加大投入“真金白银”统一投资标准，切实做好项目预算，加大中央财政的投入力度，增设项目管护费和农户补偿，科学制定规划，防止盲目性建设和重复建设，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建成工程发挥作用。
在加强水资源管理方面，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建议，推广使用旱作节水技术，实施旱作农业示范工程，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控制面源污染，减少对水资源的污染，保护和改善粮食产地环境。
“从山东今年抗旱的经验来说，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加强水利建设的同时，要重视地力的提高，要重视抗旱品种和抗旱技术的推广。”山东省农业厅厅长战树毅代表总结道。
粮食增收还要靠科技支撑
从长远看，单纯依靠扩大面积、单项技术突破、大肥大水生产方式增加粮食产量的路子走不通，必须加快转变粮食发展方式，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科技水平。政协委员对保障粮食安全中科技支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达成共识。
九三学社中央建议，要强化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尽快编制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规划，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设，加大对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的支持，大力推进人才强农战略。探索建立高产创建、旱作节水、集中育秧、地膜覆盖等农业重大技术补贴政策，推广一批区域性稳产、增产、节本增效的重大技术，提高农民应用新技术水平。
钱克明建议，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强化粮食生产科研联合攻关，加快重点领域的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出台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的意见。整合种业科研推广力量，打造我国自己的航母级种业企业。
此外，他还建议要大规模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扩大创建规模，实行整乡整县整建制推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辐射带动大面积平衡增产。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和测土配方施肥，加强职业农民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提高农民科学种粮水平。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切实提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公共服务能力。
改造中低产田可做大文章
一方面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通过质量的提高来缓解数量不足的矛盾。
“如将10%的中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田使其单产提高10%，就相当于新增耕地1300万亩。”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种子协会秘书长李爱青介绍说，目前，我国高产田面积下降，中低产田比重扩大，施肥结构不合理，土壤营养比例严重失调，耕地污染日趋加剧。李爱青建议将耕地质量管理纳入政府的目标考核内容，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加大耕地质量建设的投入扶持力度，加强耕地质量监测，实行耕地质量数字化的动态管理，建立和完善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发挥土肥科技在耕地质量建设中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苍南县宜山镇宜一村党委书记杨成涛说，旱涝问题是制约粮食生产的突出问题，我国耕地质量低，全国中低产田占70%，有效灌溉面积只占48.6%。粮食主产区应抓住今年国家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充分挖掘粮食增产的潜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黄鸿翔委员也认为，现在我们的粮食产量年产一万亿斤左右，可以支撑现在的人口规模。但若干年后，我们人口规模会进一步扩大，粮食需求也会扩大。扩大的需求从哪里来？最大的潜力在广大中低产田上。好的品种要在好的环境里生长。我们很多优良品种大范围推广时，产量平均也就是在试验田产量的50%多一点。就是因为土地质量不达标！
充分发挥主产区的主导作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本在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关键在于构建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核心在于调动各方面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国家粮食主产区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主导力量。加快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对全面调动粮食主产区大力发展农业、提高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和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来自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的山东省德州市委书记吴翠云代表说，从全国情况看，粮食主产区绝大多数是农业大区、工业小区、财政穷区。德州市是全国首个整建制实现“亩产过吨粮、总产过百亿斤”的地级市，2010年粮食总产占全省的17.2%，但经济总量和地方财政收入却分别只占全省的4.19%和2.65%，多年来，一直难以摆脱“吃饭财政”的窘境。当前，由于农民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部分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下降，出现了犁地层上升，土体结构恶化现象，基本农田土壤养分不平衡的问题不断加剧，基本农田保护和质量提升的任务日益加重。同时，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财政增收不明显，地方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的压力越来越大，粮食主产区上工业项目的欲望仍比较强烈，基层安心、专心、用心抓农业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
“当前，我国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没有完全建立，难以持续调动地方政府主动抓粮的积极性。”钱克明说，从2005年开始，中央财政和各省财政对产粮大县实行奖励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粮大县财政困难，但没有根本解决主产区利益补偿问题。同时，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中央和地方分担比例不合理，涉农投入各项硬性配套投入较多，使得粮食主产区陷入“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困境。
吴翠云建议，在国家对农民进行直补的基础上，设立基本农田质量提升和保护专项基金，按“耕地占国土面积”和“基本农田占耕地面积”两个比例，通过中央财政实施转移支付扶持粮食主产区，专项用于基本农田的质量提升和保护。同时，要加大粮食主产区财政直接补贴力度。对列入国家粮食主产区的市县，以上述“两个比例”为依据，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直接补贴，重点用于粮食主产区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等，确保粮食主产区在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同时，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上不低于工业主导区的平均水平。
钱克明开出的“药方”是：建立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制定实施粮食生产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全部取消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取消涉农投入地方配套；继续实施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完善增量补贴与粮食生产产量特别是商品量挂钩的补贴机制；建立主销区支持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机制，积极引导产区和销区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购销协作关系。
坚持农技推广的公益性
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和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把一些农户从重复性的生产环节分离出来，从事某些专业性社会服务工作。粮食稳产增产，要坚持农技推广的公益性，也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连通“最后一公里”。
李爱青说，目前最不安全的因素是有些农民不愿意种粮，认为一家一户种粮觉得收入不合算，不如外出打工去。我们要培养种粮大户，培养合作化企业，对种粮农户全程指导，提供保姆式服务。
“完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一方面要落实国务院文件，把农技推广队伍纳入财政预算；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和龙头企业，增强农业技术推广力量。”战树毅举例说，今年抗旱中，山东不少地方涌现出浇水专业服务队，对受旱农田统一浇水，统一镇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建议对这些社会化的服务组织，下一步要大力扶持：财政上按照覆盖的面积给予一定的补助，减轻农民的负担；技术上通过培训他们来增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光强介绍说，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比较明显的特色，是科技专家的土洋结合，即由专家将农民技术骨干培养成“农民专家”，让农技推广随时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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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农业生产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不足。但代表、委员们一致表示，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有强农惠农政策引导和科技的支撑，中国人民有信心不断创造粮食增产的奇迹，一定能够靠自己力量养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