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编辑部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完美收官，中华民族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进程又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2011年，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信心满怀地开局了。新的十年，新的希望；新的任务，新的挑战。离实现2020年的宏伟愿景只有9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到了实现光荣与梦想的历史节点。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已经明确提出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要求和历史任务。
按照五中全会精神，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十二五”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三化同步”），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和工作要求，为“十二五”加快“三农”科学发展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机遇。
“三化同步”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是对新形势下工农城乡关系的深刻认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重中之重”、“两个趋向”、统筹城乡等重要思想，对推动“三农”科学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大理论创新
“三化同步”是我党牢牢把握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深刻分析“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一决策，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七大提出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一脉相承，进一步明确了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方向和目标。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逐步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在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解决“三农”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理论创新，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理论体系日渐成熟，政策框架基本形成。
在2003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重中之重”的阐述，把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我们党在“三农”理论认识上的巨大飞跃，是传统“重农”思想在新时期的突破和升华。
在2004年秋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行动。
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我国已“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总揽全局，与时俱进，对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构想的进一步细化，为亿万农民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奋斗目标，顺应潮流、符合国情、深得民心。
2010年秋，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三化同步”的重大任务。
“三化同步”既是重大任务，也是重大原则。由于多种因素造成了“三农”事业发展的历史“欠账”，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至今仍然是发展中的突出短板。现阶段突出强调“三化同步”，着眼点是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把“三化同步”贯彻到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建立健全保障“三化同步”的体制机制，加快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持久的动力。
现代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客观规律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年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我国现代化建设正进入加速推进时期，工业化、城镇化等进程明显加快，对农业乃至整体“三农”发展将带来重大影响。
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刻揭示，“三化同步”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是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从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必须统筹发展，同步推进；否则，现代化就会走弯路，甚至停滞不前。牢牢把握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实现好“三化同步”发展，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完成好的历史使命。
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能否实现“三化同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遍览各国发展进程，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注重及时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但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三化”关系，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局面动荡，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变迁始终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农业发展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贡献，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实现的。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连年快速增长，一度提供了国家财政收入的40％。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三农”事业在提供了巨额积累的同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城乡差距逐步拉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农村率先实行的改革让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火山喷发。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连续发布5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步步深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经营逐步活跃，农民收入连年快速增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也带动和促进了国民经济包括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和繁荣。
党的十六大以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构想和发展路径。从2004年开始，连续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这8个“一号文件”始终坚持“重中之重”战略思想，始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对农民和农业的补贴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农业税、牧业税等一系列税负被取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推进，反哺“三农”的力度持续加大，形成了强农惠农的基本政策框架，保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
纵观新中国60多年发展史，凡是工农城乡关系处理得好、农业基础牢固的时候，经济社会就繁荣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会被迫调整，各项建设就会出现波折。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问题相当突出，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发展不协调越来越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制约，实现“三化同步”势在必行。
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的必然要求
我国农业目前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阶段。粮食生产实现了“七连增”，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实现了“七连快”，农业农村经济形势持续向好，现代农业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为我国成功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农业基础薄弱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瓶颈。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支撑。虽然农业产值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农业的极端重要性不仅丝毫未减，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13亿人口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中国的粮仓不能建在别人的土地上，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基本自给。
受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因的共同作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当前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一些领域出现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折点，一些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农产品供求进入紧平衡阶段。随着人口总量增长、城镇人口比重上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用途拓展，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同时，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等资源约束趋紧，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农产品总量平衡的脆弱性凸显，品种和区域结构失衡的矛盾加剧，市场变化的放大效应增强。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已进入了高成本阶段。我国农业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现代投入品大量使用，农业雇工和土地流转增加，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50％并继续快速提高。在全社会人工成本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下，农资、农机、用工、土地等费用呈上涨态势。农业生产无可避免地进入高成本时代。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农业现代化建设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农业产业化水平还不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在诸多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10~15年。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农民都有成熟的合作组织，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还很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程度一般都在90%以上，而我们只有30%。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体上看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产业化的各链条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是残缺不全的现代化，就不能确保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供给的可持续发展，是潜藏着巨大风险的现代化、不可持续的现代化。可以说，实现“三化同步”发展是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结构中最大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明显，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产业发展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正经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镇化，未来20年将有3亿多人从农村进入城镇。即使如此，仍然有四五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必须推进与工业化程度相适应的城镇化，在积极稳妥转移农村富余人口到城镇落户的同时，逐步建立起农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的职业农民队伍，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目前，“农民工”是数量约2.42亿超巨大人群的社会身份。这个概念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存在的大量富余劳动力逐渐浮出水面，需要转移就业。从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就业，到逐步大规模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两亿多农民工靠辛勤而艰苦地工作在力图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的同时，也推进了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促使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考察农村劳动力队伍的内部结构，不难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进入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阶段。经过多年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目前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的局面虽未根本改变，但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素质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特别是老龄、女性、低文化程度劳动力占比较大。外出务工农民中愿意回到农村的越来越少，乡村就业人员中完全务农的越来越少，务农劳动力中种粮的越来越少，农业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忙季节性短缺、区域性短缺问题开始显现。
外出者恰好是农村劳动力的精华，他们相对文化程度高，市场意识强，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最急需的劳动力，而非过剩、“多余”的部分。素质较高、竞争力较强的劳动力离开农村就业队伍，导致农业在效率和效益低下的情况下劳动力素质的严重下降。导致一些地方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日趋明显，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问题逐渐突出。这些问题凸显了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工农城乡关系目前已经进入了互动增强阶段。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大，工农城乡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更加广泛、相互作用更加直接。农业形势好坏、农村发展快慢对工业和城市的支撑或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工业反哺、城市支持对“三农”的拉动作用日益彰显。但一些城市，只想要农村的地，并不想要农村的人，使得土地的城镇化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一些地方，以建设新农村为名，搞大拆大建，让农民离开村庄，搬上楼房，集中居住，却不问群众愿不愿意、生产生活方便不方便。
“十二五”时期，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面临加速外流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好，农业就面临削弱和萎缩的风险，农村就面临凋敝和被忽视的风险，城乡失调、工农失衡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现代农业就会更加滞后。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些新变化新趋势，对推进“三化同步”既提出了要求和压力，也带来了契机和动力。我们必须顺势而为积极推进“三化同步”，与时俱进更新认识和观念，趋利避害化解矛盾和冲突，因势利导推动改革和发展，科学有效地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
实现“三化同步”发展的关键节点
当前，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们完全有条件推动尽快实现“三化同步”发展。
推进“三化同步”发展，要尽快健全“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资源要素更多向农村配置。农业不仅具有可以用市场价值衡量的显性价值，更有诸多对环境和人类社会影响巨大的隐性价值。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的建设是农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各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都离不开政府全方位、大力度的财政和信贷支持，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农民吃苦耐劳、默默奉献，长期以来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在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民又为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有分享发展红利，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权利。推进“三化同步”需要全社会充分认识“三农”的作用和地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快健全“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人才流、资金流等各种资源要素更多地向农村配置。
推进“三化同步”发展，要遵循现代化建设规律，着力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根据国际上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经验，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必须注重及时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按照“三化同步”的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在切实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在新的起点上开辟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局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我们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
推进“三化同步”发展，要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一个行业或群体如果长期不能获得社会的平均利润，其发展必然会落后于社会总体水平。我国农业发展近年来在国家政策、资金的大力扶持下，在农业部门有力指导和广大农民积极努力下，农业生产克服种种困难保持了良好发展的形势，但农业生产总体上劳动生产率并不高，农业基础地位仍然有待加强，农民收入水平亟待迅速提高。只有在国家层面从战略上采取综合措施，才能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彻底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
推进“三化同步”发展，要结合市场经济规律，用科学规划引导形成农村人口、产业、基础建设的新格局。我国在传统上是个农业大国，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几乎就是一部农耕史。农村是我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是目前超过一半国民的生活空间，是几乎所有国民的精神家园。在城市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农村无疑应当得到均等化的发展。根据“三化同步”推进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要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带动作用，对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辐射作用，实现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要在充分尊重传统农耕文明优良遗产的前提下，结合市场经济规律，用科学规划引导形成农村人口、产业、基础建设的新格局。
推进“三化同步”发展，要统筹城乡资源，综合解决农民工融入城镇和优化农村劳动力结构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这是“三化同步”的重要内容。城镇化的本质是让更多农民真正变为市民；建设新农村的目的，是让农民在乡村也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过上同样文明幸福的生活。让有意愿留城生活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更好地留下来，稳定地从事二三产业，并获得应有的权益，已经成为城镇化过程中应该尽快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在广大农村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尽快形成能够分享到社会平均利润的专业农民队伍。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工业化、城镇化可以带动和装备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则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支撑和保障。工业化、城镇化不发展，农业现代化就缺乏动力；而农业现代化如果跟不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步伐，也会导致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受阻，影响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
实现“三化同步”发展，要求我们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改变农业发展滞后、农村面貌落后的局面，建设好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实现“三化同步”发展，必将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