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什么有的地方干部卖力干，群众不买账？为什么有的地方经济大发展，幸福指数却下降？改革涉入深水区后，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浮出水面。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
落实“三项制度”、开展“三项活动”，创新群众工作的“重庆探索”，发扬了群众路线的好传统，是基层“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创造性地化解了当前的一些社会矛盾，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三年来的实践，不仅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夯实了执政基础，而且提高了执政水平，促进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群众工作新探索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引擎。这一探索值得借鉴！
□□ 本报记者邓俐
鲜有一种现象，先后被中央领导19次批示予以肯定；鲜有一种典型，正被境外媒体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新提升的视窗。
自2008年以来，一场发轫于重庆的“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新探索”激起千层浪。这把钥匙，为重庆打开了一扇通往“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大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地践行科学发展观。
“雷人”话题：“服务群众尽孝心”
“老罗，我又来看你们来了。今年收入怎样？年货都办齐没有？”
春节临近，石柱县龙沙镇经济园区副主任周霞来到石岭村，看望她结对帮扶的“穷亲”罗辉权。临走时，周霞留下一张联系卡，上面除了联系方式外，还有一句话：“服务群众尽孝心。”
在农村，“尽孝心”可不是随便说的。罗辉权疑惑了：人家是镇里的干部，凭啥给我“尽孝心”？其实，镇干部周霞最初听闻这句口号时也难以接受：服务群众为什么非得与“尽孝心”联系起来？
因为话题的“新鲜性”，这个口号引发的讨论，已经由龙沙镇、石柱县，层层放大至全市。
在重庆官方网媒的“两江论坛”上，网民关于这个“雷人”话题的讨论，正风生水起。少数干部难以接受，认为无论怎样，也不应该把服务群众“拔高”到“尽孝心”的层面，未免把干部的地位放得太低了。但大多数干部表示，像孝敬父母一样服务群众，就是诚恳态度的表现，确应如此。
这个话题首先源于当地权威报纸的一则报道。报道说，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龙沙镇日前在实施“三项活动”当中，响亮喊出了“服务群众尽孝心”的口号。
“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从思想深处触动干部们，让他们真正认识到和群众的鱼水关系。”这句口号的提出者——龙沙镇党委书记张均龙说。
龙沙镇“服务群众尽孝心”，仅仅是重庆群众工作新探索的一个小片断。
2010年初，薄熙来在区县调研时就说：“我们要像孝敬父母一样，对群众投入真感情；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惦记群众的利益，想群众所忧所急，做群众所思所盼。”
许多网民认为，“尽孝心”体现了一种程度、一种真情、一种质变；反之，则可能只是一句口号、一个要求、一种作秀。这正是新时期密切干群关系，所要达到的新境界！
重庆市委肯定倡导的群众感情观，正在群众工作新探索中，得到真实体现。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市“三项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余长明说，落实“三项制度”、深入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等密切联系群众的“三项活动”以来，截至去年底，重庆全市已有30多万名机关干部职工与50多万户贫困户结为“亲戚”，帮扶脱贫致富、帮助排忧解难。
“群众工作新探索”在重庆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特别在广阔的农村，演绎出了感人至深的新风景。
扑面新风：干部个个帮“穷亲”
第一次站在“穷亲戚”范正友的“家”门口，潼南县古溪镇党委书记王超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竟然是一处废弃的猪圈，四面透风，破烂不堪！
身患绝症的范正友和10岁女儿范紫霞，已在这里住了好几年。小紫霞只能上半天学，另外半天照顾父亲。
“当时我脸上火辣辣的。”王超尤说，就在自己任职的镇，居然还有这么穷困的村民，“我居然不晓得！”
深感愧疚的王超尤，当场认范紫霞作“干女儿”，给她买了新衣服和新书包。几个月来，王超尤每个月底都会去结下的三户穷亲戚家串门，送油送米，问寒问暖，还承诺要扶助小紫霞读初中、高中，一直到她大学毕业。
王超尤说，结穷亲，绝不仅仅是从经济上资助困难百姓，而是让自己在与穷亲的交往中，审视过去工作上的疏漏和执政理念的片面：“原来我最想做的两件事是城镇建设和招商引资。坦白说，做这些事情领导看得到、见效快。可现在我开始更多考虑如何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带动更多农民致富。”
云阳县组工干部王平在“三进三同”中，住进了黄龙镇老屋村91岁高龄的退伍战士黄先春家里。老人曾立赫赫战功，拥有三枚军功章，他在双脚浮肿、生活清苦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入党的信念。在代老人写入党申请书时，王平百感交集地说：“这分明是我思想上的第二次入党啊！”
“听说您吃住在我家，还帮爸妈干活，我急切盼望着早点见到您这个亲人！”赶在春节前，重庆南川区委书记王永康又来到他结对帮扶的“穷亲”、大观镇金龙村游绍平家中，还未进门，从外地回家过年的游绍平的儿子就急切地拉住了王永康的手，想看一看这个吃农家饭、做农家活的干部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堂堂区委书记吃住在农家，还帮做农活，确实让游绍平的儿子有些“不敢想象”。
2008年起，重庆市开始在基层大力实践改变干部工作作风的“三项制度”，继而在全市机关干部中开展“三项活动”，指向性很明确：真真切切走进群众中去，踏踏实实为群众服务。由此开始了“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新探索”：
“三项制度”——“书记接待听民声、成员走访察民情、办理反馈干民事”，即所有村（社区）建立落实党组织书记每周一次接待群众，村、社区干部轮流坐班，全天候接待群众，老百姓随时都能找到干部；党组织班子成员、村及社区干部分片包干，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每户群众，村村寨寨、家家户户、沟沟坎坎都有干部的身影；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村、社区每月召开一次民情分析会，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分类办理、限时反馈群众反映的问题，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三项活动”——“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即机关干部每年至少用1周时间，新提任领导干部、新招录公务员至少用1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跟工农群众交朋友，与困难群众结穷亲，市管领导干部每人结对帮扶1户困难党员、1户困难群众，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区县管干部每人结对帮扶1户困难党员或困难群众，一般干部职工集体结对帮扶1户困难群众或困难党员，每年到“穷亲”家劳动不少于2次；区县党政领导干部每人每年下访12次以上。
到群众中去！一声召唤，仅2010年，重庆机关干部有15万多人次参加“三进三同”活动，参与率达96.5%，活动覆盖全市所有镇乡、村居。他们在走进群众当中后，更深刻地体察了民情、体味了民生，无不受到思想上的触动和灵魂的洗礼。
截至目前，共有20多万名机关干部参与下访，累计接待群众信访问题60万件次、200万人次，市和区县两级财政共投入95.9亿元解决各类矛盾和问题20万余件次,有600多万群众直接受益。
目前，重庆市8982个村、2136个社区党组织全部建立落实了“三项制度”，实现了全覆盖。一条深入群众听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渠道由此打通。
百姓赞叹：“现在办事不走路！”
“王书记，去年底我们村每人就交了100元公路集资款，为啥子现在还没得动静？”在前不久綦江县一次领导接访活动现场，老百姓对县委书记王越直接发问。
“大家莫急。”王越掰着指头说，“我们这是山区，地形复杂，修一公里5.5米宽的水泥路，要100万元。如果2000人集资，每人100元，一共才20万，只能修两百米。剩余的钱由政府来出，请大家放心，镇里肯定不会乱动大家一分钱；路肯定要修，具体时间我们会统筹安排。”听到这里，周围的群众释然地笑了。
2009年8月，酉阳县信访办工作人员到龚滩镇罾潭村老上访户邓生权家中走访，还没进门，“啪！”一大块裹着烂草的泥巴已掼在他们脚下。原来，1994年，邓生权的儿子邓清武意外身亡，他认为儿子被别人故意伤害致死，因此变卖家中惟一值钱的耕牛，开始了14年的上访之路。2010年“干部大下访”中，酉阳县将邓生权案纳入积案化解范围，并由县委书记陈勇包案。陈勇了解案情后，亲自陪邓生权到当年的事发地调查，还原事件现场，最终打开了邓生权的心结。邓生权当场泪流满面，表示从此息访。
黔江区冯家街道渔滩社区由于修电站淹没了农民土地，遗留问题多、矛盾复杂，曾发生群众到街道食堂抢饭吃的事件，老百姓甚至连桔子都不卖给干部。在落实“三项制度”中，社区党总支协调解决了群众反映的水、电、路、桥、低保等老大难问题，干部再去走访，群众主动送桔子给他们，还再三挽留他们吃饭。
行走在乡间，如果你问一些村民知不知道“三项制度”、“三项活动”，他可能会摇头，但问他“是不是有城里的干部下来帮咱”，他一定会竖起大拇指。在得到干部的帮扶后，有的农户用摘一串枇杷、深夜送上两个荷包蛋等最善良朴实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有的乡亲则在干部离村时泪流满面，自发地“十里相送”；还有的，在雨中为干部送来一顶斗笠，在夏天生起火盆为干部烘烤湿透的胶鞋，于细微处是一片真心、真情、真温暖。
许多群众评价，过去是干部动嘴、群众跑腿，现在是群众动嘴、干部跑腿。江津区大桥村村民周辉荣说：“过去是赶车找干部，现在是办事不走路！”
薄熙来说，“三项制度”看起来是个笨办法，实际上是个真功夫。
真功夫带来好效果。“三项制度”作为一种长效机制实施以来，群众信访总件次和人次同比分别下降29%、39%，到市集访和进京上访同比下降37.8%、37%，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85%都在基层得到了解决。群众路线成为奏响和谐的稳定器和解压阀。
真功夫带来好效果。30多万名机关干部职工与50多万户贫困户结为“亲戚”后，一大批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一大批失学儿童受到及时资助，一大批产业发展项目积极推进，贫困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专家视点：“城乡统筹新引擎”
群众感情观指导下的重庆群众工作新探索，在不同的人中，有不同的解读。
“真正深入农村，了解到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况后，如果还不有所触动，那么，这样的干部就是没有党性的……”这是万州一位组工干部的“三进三同”日记。
国家行政学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魏礼群在渝调研后曾表示，重庆开展的这一系列活动，找到了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新途径，是群众路线在基层的具体化、实践化、制度化。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在重庆调研认为，“三项制度”是打牢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制度，是干部与群众心连心的制度，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见仁见智的话语背后，是大家对重庆乃至全国形势一个基本判断的高度一致：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历的王永康说，近些年，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在经济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党群、干群关系在发生变化，而群众工作却不似老干部们那样可以“得心应手”了。
为什么会这样？
前不久，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明清接受记者采访时，阐释了创新群众工作的背景：其一，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深刻变化，迫切要求建立基层组织动员组织群众的新载体，比如在农村，联产承包、土地到户等重大发展改革；在城市，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基层党组织通过集体活动（集体生产）动员组织群众的基础不复存在，创设新的载体势在必行。
其二，大量人口频繁流动，迫切要求基层组织及时掌握动态。重庆2350万农民中就有800万人在外务工，游离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管理之外，凭户籍、靠单位，很难准确掌握他们的情况，通过基层组织把流动人群有效“管”起来势在必行。
其三，乡村管理范围扩大，迫切要求基层组织主动上门服务群众。农村行政区划调整后，有的村比过去的乡镇还大，加之90%的青壮年外出，剩下的大多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在边远地区，山大沟深，如果村干部不主动上门，可能个别群众病死冻死都没人知道。
其四，地方党政领导主要精力集中在抓发展，迫切要求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其五，基层维稳压力加大，迫切要求强化基层组织功能、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目前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相当部分的基层组织面对矛盾纠纷成了“聋子瞎子跛子”，以致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如此，在一些边远农村，宗族、宗派（黑恶）势力日益坐大，强化基层组织功能同样势在必行。
由此可见，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探索，是适应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重庆探索”成为锤炼党员干部作风的大熔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直通车，更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引擎。
因此它牵一发而制全局的实践意义在于，进入改革深水区后，需要有这样顶层设计意义的改革。
